一

 阿扎河不是河流，它是哈尼族语Hhaq zaq holteil的借音：吃荞子的山梁。青春年少时，我从另一个乡的一所偏僻的小学校，改行到阿扎河乡机关从事青年工作，在这里度过短暂的快乐时光。

我早就认识阿扎河了。我们村有两个从阿扎河乡俄比东村，来当上门姑爷的男子，大人小娃称呼他们，少不了加“俄比东”三个字，这样叫着亲切。比如“大哥俄比东”、“姐夫俄比东”，“俄比东”成了他们的名字。还有，有些汉子，走四、五个小时的山路，去阿扎河买仔猪，说是那边的猪适合在我们村养殖，不易得病，肯长，肉香。还有，我还在教书时，有次长途跋涉到阿扎河赶街，在乡政府工作的堂叔那里住了一夜。谁能料到，不久我却成了阿扎河的一员。

阿扎河是红河县的大乡，东接元阳县沙拉托乡，南与绿春县戈奎乡隔河相望，西连本县洛恩乡，北靠本县甲寅乡和石头寨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河县乐作舞之乡，乐作舞的源头就在阿扎河的垤施、洛孟。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尼族多声部民歌，大本营就在阿扎河的普春。

农历六月初，哈尼族过祝福庄稼丰收的节日苦扎扎期间，民间自发组织的“万人长街歌舞节”，历史悠久。成千上万各民族的男女老少，聚集到阿扎河山头跳乐作舞。这个世上罕见的人山人海的狂欢节，连天上的神仙都感动了，下来加入世俗的舞步。

那时的我，动得，干得，吃得，喝得，跑得。从一个熟悉的行业转到陌生的领域，怀着一腔热血，希望闯出一番名堂。我的工作重头在农村，另外要干好多乡里的中心工作，我便跟乡机关的同事，经常像麂子奔跑，有时甚至一天跑几个自然村。有年年底，我在阿者大队（村委会）蹲点，还有俩位临时抽来协助我工作的有文化的年轻男女，我们遇到一场以往从没见过的大雪。我们兴奋得又唱又跳，有关雪的歌唱来唱去，只差没唱出血。我百唱不厌的歌是《雪绒花》、《我爱你，塞北的雪》。到我调离时，阿扎河97个自然村都留下了足迹，尽管不少地方免不了是“蜻蜓点水”。

乡机关所在地在一道狭长的梁子上。中间一条大道（土路），两边连结各单位。星期一早上，各单位职工起得早早的，尤其是团员青年，一个比一个积极，在灰朴朴的土路上，纷纷清扫昨天赶街留下的大量垃圾。我认得每个单位的年轻人，经常发动他们搞各种文娱活动。那种对生活、工作的乐观心态，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融洽，至今让我难忘。我从一个单纯的书呆子，渐渐懂得了如何面对复杂的人、事，追寻自己的梦想。

我拿到的第一笔稿费，是县广播站寄来的五角钱。写的是阿扎河公社机关干部在山上植树造林。五角钱在今天，不算钱，在当时却可以好好吃碗卷粉。更重要是，我居然成了当地的一位“名人”。我把汇款单在好几个人面前炫耀，满足虚荣心。现在想来，丢脸了。

有一次，云南大学的一位教师带两个硕士研究生，到阿扎河搞田野调查。领导认为我有文化，叫我陪同到垤施。我一个小小的附设初中班出身的土包子，像被雷击一样震晕了。跟他们比，我无知到了什么地步？他们临走时，分别在我的笔记本上留言，勉励我，那理想化色彩的语言，给过我多少向上的动力。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位学生的皮鞋，忘记在我的宿舍，我只好从邮政寄回去。

阿扎河梁子两边的坡坡上，散居一个个棕树、竹林掩映的村寨。一片片梯田，从山脚下的冲沟，费力八气地爬啊爬，爬到寨子边或寨子头。春天，到处是桃花、梨花、李花、妥底玛依花，说不尽的各种万紫千红的野花，把山山岭岭打扮得分外娇艳。

20世纪80年代前期，农村“万元户”是非常新鲜的事。而阿扎河，凭棕片和芳香油，好几户农民率先致富，在红河县赢得了“万元户”公社（乡）的美名。

之后，人们的日子，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阿扎河早已不是吃荞子的山梁了。

二

 人们习惯把“垤施洛孟”连在一起说。外人以为是同一个地方。其实，它们是隔壁的两个村委会。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出名，在于这里的哈尼族彝族乐作舞影响深远。

1995年春天，我作为新闻媒体到红河县采风的一员，有幸到垤施。那种离别多年后归来的激动，近乎发疯。这时，我离开阿扎河已有十年。

曾经，因为离乡上近，我经常去垤施。乐作舞，不仅仅是在舞台上表演给众人看，更主要的是，乐作舞是人们的生活本身，不必化妆，赤祼祼的，有血有肉的，举身投足，无一不是优雅的舞步。我不知道，垤施有没有一个不会跳乐作舞的人。虽然那时的物质生活清苦，在我心目中，男女老少，都是上天派到人间的舞蹈家。李庆录、王里亮、普张则、李小芬等一大批乐作舞的高手，我跟他们多次相处，亲身感受着这些朝日在大地上躬腰耕作的民间艺术家，他们（她们）对艺术的那份痴情。有一次，我作为领队，带领垤施文艺队的骨干们，到五个村委会巡回演出，宣传政策。

这次重返垤施，我又见到了为艺术活着的老朋友们。特别是几位女性，从清纯的少女，变为沧桑的母亲，但跳起乐作，舞姿依旧激情、醉人。我用彝语跟她们交谈，说不完的知心话，从胸中像泉水流淌而出。可惜相聚的时间太短。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她们）。无论活在人间还是已经离世，他们（她们）都让我怀念不已。

离开垤施后，我写了一篇《重返垤施》，发表在《云南日报》，还得了一个小奖。近日翻出来看看，重温当时的情景，我宛如置身于垤施。这篇拙作，表达了我对一块乐土热土的眷恋，倾诉了我对一群心地纯洁的彝族男女艺术家的敬意。其中也透露出我对乐作舞前景的忧虑。现在看来，忧虑是必要的，但同样需要乐观。是的，乐作舞是生活本身，美好的生活怎么可能消亡呢？在红河县任何角落，都看得到乐作舞生根、开花。以我的衣胞之地为例，只要是过年过节、办红事白事，以及其它清闲日子，乐作舞的音乐一响，人们脚杆就发痒，跳得大汗淋淋，跳得分不清白天黑夜。乐作舞早已跨过红河，走向外面世界……

我跟垤施的缘份是注定的。某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张富生，一个年轻有为的彝族兄弟。他现在是垤施村委会书记、主任一肩挑。他在文学创作方面很有潜力，一个对我有特殊情感的地方，出这样的才子，所以引起了我的格外关注。当然，他的作品不满意之处尚多，我曾经当着一群文学青年的面，对他的作品，谈过我尖刻的看法。这并不是说我有资格高高在上，我是想让他走得更远。我知道基层工作的艰辛，挑着那么重的担子，想闯出一番事业，非常不易。富生兄弟，个人的文学重要，为百姓谋幸福更重要！

我魂牵梦萦的垤施啊！

三

 那时，普春是离阿扎河乡上最远的大队（村委会），走路需要五、六个钟头，且走的要快。到普春，以我的学识、年纪，只会忙于一板一拍的工作，根本不可能知道这里是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的大本营。我是后来从哈尼族音乐家吴志明，为多声部的发掘、宏扬的事业中，才了解到一个穷乡僻壤，竟然隐藏着惊世音乐。多声部在申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由我撰写电视解说词，这样才对多声部民歌有了粗浅的认识。

2007年深冬，一个寒冷的日子，我们一行远道去普春，专门了解多声部民歌。尽管各方面比以前变化很多，但公路还泥泞难行（今天已经四通八达）。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罗么自然村。一道长长的陡坡，喘了多少粗气，淌了多少汗水，才抵达山腰上、原始森林怀抱，一个幽静、寂寞的典型的哈尼族山村。朝日深受城市喧嚣的折磨，突然进入一切都还保持古色古香的村庄，我觉得一颗死去的心活过来了，跳动有力、健康。罗么背靠的这座大山，是红河县最高的鲁玛大山，那边的山下，是我曾经教书的么勺地方。

那天晚上，天空不沾一丝云彩，一轮干干净净的又大又圆的月亮，银辉洒满了大地。不时听到狗叫声、森林里野兽鸟儿的叫声。

我们在陈习娘家吃饭、喝酒，乡村哈尼风味的饭菜，气氛热烈，我高兴过头，喝高了。在酒精作用下，独自在住宿的那户同胞家门外，久久跟月亮作伴。夜深，起风，冷下来，才不得不进门。但毫无睡意，头昏脑胀地琢磨一段《罗么的月亮》的文字：

 山上的罗么村

森林里的罗么村

哈尼人的罗么村

多声部民歌的故乡

月亮从山背后

踩着舞步出来了

仿佛见到一个

没有离开过深山的

清纯如芭蕉心的村姑

我的心情紧张又甜蜜 

我怎能睡得着

月亮就在旁边

我想拥抱

它忽然远去

远去了

又忽然回到眼前

狗睡不着了

虫子睡不着了

风睡不着了

百岁老人在叹息

一岁娃娃在睁眼 

那曾经跟月亮

一同唱歌跳舞

已经走向城里的年轻人

此时可想念故乡的月亮

即使有千万轮月亮

我最爱的

还是罗么的月亮

 陈习娘和车格，是国家级非遗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传承人。陈习娘生于1964年7月，从小拜陈秋龙等前辈为师，学习哈尼文化（莫批、山歌、乐器、舞蹈等），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位同村的生于1965年12月的车格，也是从小就被天籁的歌声耳濡目染。她从1985年始，一直担任多声部民歌《吾处阿哧（Wuvcuv aqcii)的主唱。他们是地道的农民，一边为生计含辛茹苦，一边以一颗恒心守望着文化的薪火。要不是了解实情，谁能相信肤色黝黑、土里土气、脸上过早铺出皱纹的他们，不仅到过国内大城市演出，还把中国一个山地民族出自灵魂的歌声，唱响到遥远的欧洲。

第二天下午，在村边树林中间的草坪上，阳光灿烂，以陈习娘和车格为中心，组成的一群男女艺术家们，穿上比鲜花漂亮百倍的哈尼族节日的盛装，为我们表演了完整的多声部民歌。说实话，我这是第一次这么近地，活生生地，听到原汁原味的多声部民歌。任何语言都不足以描绘当时的场景。仿佛天地都不存在了，万事万物都不存在了，世间只剩下纯粹的不含杂质的音乐。它们是朴素的，又是典雅、高贵的。原谅我，我只能这样说，我的心醉了，碎了！

毗邻的普春、过者两个村委会（罗么夹在其中）这一带，有几大片颇具气势的梯田。多声部民歌，诞生于梯田耕作，是梯田结出的金黄的艺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