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呜——呜——”
1910年3月31日,当滇越铁路第一趟列车来往于中国昆明与越南海防之间时,谁也没有想到,时隔30多年后,这条由法国人修建的铁路,会以坚定的姿态参与到大中华的抗日战争之中。蒸汽机强大的动力装置足可以发出工业革命的怒吼,也同样可以发出中国人抵御外侮的怒吼。
端庄、华贵、丽气逼人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没有想到,1935年4月,她乘搭“米其林”巡视的滇越铁路,竟会在此后的云南发挥那么大的能量,成为抗日战争期间的国之命脉。
1
滇越铁路的抗战记忆是从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开始的。
云南,这个被喻为“彩云之南”的高原之地,其交通并不发达。抗日战争时期,仅有一条公路、一条铁路可以进入其境内。一条公路指的是1937年3月,抗日战争前夕临时建成通车的滇黔公路,滇黔公路蜿蜒于崇山峻岭之上,不仅是一条土路,也十分艰险,通车能力有限、运量有限。一条铁路既为滇越铁路,不通国内却通国外,一路向南,可达越南河内与海城港,由此又连接上了广州、香港、广西防城港之间的海路。
国破山河碎,日军铁蹄之下的中国文人,不得不如逃难一般,踏上滇越铁路上的小火车,往大西南而来。1937年至1939年间,52所学校迁至云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先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文学、法学两院师生分两路陆续抵达蒙自:一路由长沙南下,经广州、香港、越南海防,乘滇越铁路上的火车而来;另一路自湘黔步行入滇,再从昆明沿滇越铁路至蒙自。蒙自是云南最早的开放之地,当地人出以同胞之情和对文化人的崇仰,慷慨接纳了这批踉跄的联大师生的到来。政府安置,士绅让房,把这些流亡师生安顿在风景秀丽的南湖之滨,住进了蒙自最好的房子。空置的蒙自海关税务司署旧址大院,被用作分校的课室和办公机构;单身教师和学生就住在临近湖岸的哥胪士洋行楼内,这是当年蒙自难得一见的西式楼房,带家眷的教师和女生则住在南湖北边的城里。那时在这些楼内暂栖过的大名鼎鼎的教授有:陈岱孙、郑天挺、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钱穆、吴宓、叶公超、汤用彤、燕卜荪、马约翰等。
迁到云南的还有广东的中山大学、上海的同济大学、上海医学院、杭州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及唐山工学院、中法大学、华中大学、中正医学、国立体育专科学校等院校和一批研究所。一时之间,云南学者专家云集,不仅成为支持抗战的军事重镇和工业基地,也成了日军炮火之下的大西南学术文化中心。这是一个奇迹。
远迁云南,如梦如幻。闻一多先生这种梦幻是从一天早上开始的:……第五日行六十里,第六日行二十余里,第四日最疲乏,路途亦最远,故颇感辛苦。……如此继续步行,六天之经验,以男等体力,在平时实不堪想像,然而终能完成,今而后乃知“事非经过不知易”矣。至途中饮食起居,尤多此生未尝过之滋味。每日六时起床(实无床可起),时天未甚亮,草草盥漱,即进早餐,在不能下咽之状况下,必须吞干饭两碗,因在晚七时晚餐时间前终日无饭吃。……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
作家巴金,对滇越铁路的记忆刻骨铭心,刻骨铭心是个笼统的说法,却再也没有比这次旅行更让人五味杂陈。虽然滇越铁路沿线的风景是美的,滇段全线跨越金沙江、珠江、红河三大水系,跨越了亚热带干湿分明的高原季风气候、南亚热带半湿润气候、热带山地季风雨林湿润气候三大气候带,穿越了12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此等风光对见多识广的巴金而言,也不曾多见。可他没有心情欣赏风景,他在一篇文章中记述道:当时从上海到所谓“大后方”去的人,大都经由海防乘坐火车进云南,去昆明。我经过海防时法国刚刚战败,日本侵略军正在对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要侵占越南,形势紧张,这条路的命运不会长了。……这以后我们就由河口铁桥进放中国境内。在“孤岛上海”忍气吞声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关那个厅里看够了法国官员的粗暴行为,现在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土地,我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当然,比激动更强的还有对侵略者的愤怒。
使用书本难道能进行战争吗?不,这不是战争手段,而是向世界传达了一种呼喊。朱自清先生在南湖岸边曾大声呼喊:……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
穿过历史,我的耳朵也听见了他们的声音。我听到罗庸先生在吟诵杜甫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庸先生陷入沉默,隔了一会,他大声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了。”先生低声叹息,课堂内鸦雀无声,只有窗外,刮着阵阵悲风……
陈梦家和赵萝蕤夫妇常在南湖边散步。陈梦家先生教文字学课,穿着蓝布大褂、布鞋,手里老拿着一个灰布包,里头装着书和讲义走进海关大院去上课。赵萝蕤1936年已经译了T. S. 艾略特的《荒原》。南湖上有风,但不大,而在那时中国的北方,炮火仍然在燃烧。他们用从容的上课作为呼喊,世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那个天气不错的午后,我一个人来到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旧址,想更近距离地倾听这里曾发出的声音。这里是诗人闻一多蛰居的斗室,他像是在赌气一样,足不出户,独自沉醉于《楚辞》的华美辞章中,进行着他的《<天问>注疏》,他是以这种方式表达抗争吗?郑天挺劝他出来走走,沐风赏景,让他“何妨一下楼”,竟也是充耳不闻。
是的,他们须臾没有忘记家国之难和肩头重任。蒙自分校开学首日,师生们即在南湖边的省立蒙自中学礼堂纪念“五四”运动,决心继承“五四”精神,抵御强暴,打回老家去。
等到炮声稀落的时候,鸽子会衔着橄榄枝而来。烈火中涅槃的凤凰也会重生,而此时,滇越铁路上拉来的中国文人、专家,将会以更出色的专业,报效自己的祖国。
2
每每走在滇越铁路上时,我的耳朵时常会被凌厉的警报声吓坏。当然,这只是一种幻觉,警报声是从那个久远的抗日战争年代传来的。因为滇越铁路的重要性,日军的飞机一次又一次光顾——企图将铁路炸毁,滇越铁路上的警报器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拉响。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1940年6月滇越铁路中断之前,桐油、滇锡、钨砂等重要物资的外运主要通过滇越铁路,之后,则靠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进行。滇锡的主要产地在滇越铁路边上的个旧地区,而滇越铁路昆明至碧色寨的运输一直没有中断,只不过1940年6月之前,是通过滇越铁路南运至海防,而1940年6月之后,则是通过滇越铁路北运至昆明,然后再由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出口。
而一个更大的背景是:抗战初期,中国的对外通道仅余四条:一是新疆通往苏联的通道,漫长的沙漠之路令人望而却步;二是经云南、四川通往西藏,进入印度的茶马古道,路途遥远且险峻;三是1938年紧急修建的滇缅公路,经于此,可直达缅甸仰光港口,有2000多公里长,却只能通过汽车运输,近半个月尚可到达目的地。四是滇越铁路,从昆明可直达越南海防港口,转道海路与香港连接,二至三天可至。就时间、运距、运量而言,滇越铁路的优势显而易见。
这条铁路伸开双轨接纳了几乎全部可以迁来的前方的人员、物资、设备,东部的大批工厂企业通过滇越铁路运搬到昆明,保存在古都北京和南京的文物珍宝也开始向西南后方转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时南迁,先迁湖南长沙,继迁广西桂林,后由防城港经由越南河内到达昆明,史称“国宝南迁”。
有关专家统计,加上“国宝”及其他货物,1938年至1939年,滇越铁路的运量达至高峰,1938年货运量达到376628吨,1939年增到524329吨,为1919年的3倍。其重要性让日军切齿。
1938年9月,日军已经开始了对滇越铁路的封锁,比对滇缅公路的封锁早了二个年头。疯狂的飞机最早从海南岛起飞,之后,越南河内、泰国清迈、缅甸仰光,皆成了日军飞机轰炸滇越铁路的前沿机场。
1938年9月28日,昆明警报大作,9架日机跨海而来,瞄准滇越铁路的终点站昆明狂轰滥炸。中国空军从巫家坝机场起飞迎战,击落日机一架,驾驶员被俘。
序幕就这样拉开了。据专家统计,日军费时四年之久,出动飞机76批、894架次,实施了对一条米轨铁路的轰炸,这在世界战争史也是绝无仅有的。滇越铁路当此殊荣,侵略与反侵略的战斗在滇南地区轰然打响了。
开远,这座古老的工业城市,雄居于滇南地区的枢纽地带,滇越铁路穿城而过,是滇南地区当之无愧的抗战中心,也难免成了日机轰炸的战略目标。据史料记载,仅1940年,开远先后11次遭日机轰炸,其中小龙潭铁路桥被轰炸5次,开远城区被轰炸3次,正在建设中的开远南桥水电厂被轰炸2次。日机轰炸造成64人死亡、46人伤残,炸毁房屋405间,炸死耕牛10头,炸毁庄稼无数。
1926年出生的曹云昆目睹了开远被炸的现场。那时他已有14岁,在一家商店当学徒,飞机的轰鸣声让他非常害怕,似乎整个开远城都被晃动了。城内预警的钟声、惊惶失措飞起预警的红灯笼、闷声响起的土炮,成了日机轰炸的开头部分,不久,一枚枚炸弹急速落下,车站站房、水塔、工人们的宿舍、桥梁、路轨、茶馆、民居等瞬间冒火起烟,人们抱头逃散,开远成了火海。
开远之北不远处,一座铁桥横跨南北,桥下流水潺潺,这就是滇越铁路上有名的小龙潭大桥。滇越铁路滇段建成时,桥梁采用石拱、钢梁两种结构,跨越南盘江的小龙潭大桥别具特色地采用了钢梁与石拱混合、主跨为51.5米穿式钢桁梁,两端连接10米的石拱桥,中西合璧,造型别具一格,当地人称之为“花桥”。云南这个地方,只要有水,总被赋予“龙潭”这样美好的名字,小龙潭大桥的所在,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阳光以在小城常见的温柔宁静的方式笼罩住大桥的各个部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小龙潭大桥总是宁静的,日本的飞机打扰了这种宁静。1940年1月5日,2月3日、13日、16日,4月25日,日军出动敌机先后5次轰炸小龙潭大桥,敌机最多的一次达27架,最少的一次也有6架。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月3日,27架日机分三批轮番轰炸,投弹160余枚,51米长的钢梁被炸断坠落江中,桥墩尽塌。2月5日,硝烟尚未散尽,铁路工人和附近居民,自带干粮和工具,日夜抢修被炸毁的路段和桥墩,10多个日夜奋战,小龙潭大桥恢复了生机,源源不断的抗日物资再次通过小龙潭大桥运往抗战前线。透过火车的窗户,望出去是老灰坡顶上构筑的战壕,和刚刚建好的高射机枪阵地,大桥北端的桥头还建有一个碉堡,它是一座有着厚墙的阴郁的砖石建筑,如今还在,仿佛向人们诉说着战火的残酷。
滇越铁路,这条被人们称为“世界奇迹”的运输体系,是465公里轨道、195座隧道、3422座桥涵、34个车站组合而成的统一体,这样的统一体看上去不错,但也说明了艰险。即使就那些桥梁而言,也收获了许多不曾谋面者的赞美。且将举世闻名的人字桥放下不表,我此时最想说的却是离人字桥不远的白寨大桥。
在屏边县湾塘乡与白河乡交界的白寨附近,一条巨大的山沟横跨其间,我现在写的故事,就来自于这条令人惊心动魄的大沟。当年,法国人修筑滇越铁路时,就被它吓住了,并挡住了去路,在这里设计架设一座雄伟的钢塔架桥墩铁路桥成了理所当然,就其建筑规模而言,当是滇越铁路滇段中最大的一座桥梁,这座当时具有创新设计概念的桥梁,是由法国巴底纽勒建筑公司董事、工程师保罗·波登所设计的,史称“白寨大桥”。白寨大桥在1910年出版的《云南铁路》一书中,法国人将其记载为“83.7公里处的高架桥”,于1907年9月15开工建设,1908年3月大桥完工。它有着8座高大的钢塔架桥墩,最高的3、5、6、7号墩有34米,在1965年贵昆铁路上的可渡河特大桥建成以前,白寨大桥一直是中国桥墩最高的钢塔架桥墩铁路桥。桥梁为17段8米上承箱式钢钣梁,桥面长136米,其中有84.3米的长度处在半径100米的曲线上,桥面和桥墩总重374吨。这么庞大的一座铁路桥,在当时只用了半年就建成,显示出了钢塔架桥墩的设计在南溪河谷复杂地形条件下施工效率的优越性,专门研究滇越铁路的法国专家斐逸风面对这座大桥时感慨万千:“白寨大桥曾因其轻巧的结构,能承载数以吨计的火车呼啸穿过而令世人惊叹。”《云南铁路》里曾这样写到:“这些桥梁以一种简洁、高效的方式解决了在未开化的、气候于健康不利、出行十分困难、有着众多宽而深的峡谷地区中的交通问题……在1905年,曾考虑建造一些石砌高架桥,但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建造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满足承包要求的建造期限……假设在1906年初着手进行(石砌高架桥)建造,极有可能拖延到1909年底还不能完工……幸好由于采用了特殊设计的金属高架桥,这些地点就可以在1908年3月通过列车了。”法国人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类似地形下于1906年3月开工建造的135公里处5孔10米+2孔5米拱跨的石拱铁路桥,在连续不间断施工的情况下,也居然耗费了四年之久的时间才得以建成。
但斐逸风先生也不得不遗憾地叹息:因为战争的毁坏,白寨大桥几经修复,如今已成了砖石钢混结构的了。
那天我去看白寨大桥时,斐逸风先生也在,他沉默不语,仿佛在盯着历史的某个瞬间一动不动。我的目光却迷离起来,我似乎看到一架架日本的战机正向白寨大桥移动,驾驭着飞机的男子戴着压得很低的头盔,衬有皮草的兜盖儿罩住了他的双耳,他也许是在狂笑,也许是在沉默,他知道他将要轰炸的是一座多么伟大的桥,但他还是将炸弹投下去,他当然明白,如能将其彻底摧毁,仅凭国民政府和大势已去的法国铁路公司,将在短时间内难以重建,这样,将可掐断这条中国的战略生命线。
日本的战机一次又一次飞来,附冲,拉升,再附冲,以此躲避着中国防空火力的扫射。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5月期间,仅白寨大桥附近就遭到日军飞机共9次轰炸,致使行车中断7次。
1940年2月1日,天气晴好,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日子。36架日机组成的庞大编队,呼啸着向白寨大桥扑来。而此时此刻,由河口开往昆明的旅客列车正在通过大桥。望着即将飞临的日机,火车司机加足马力,企图冲过大桥进入隧道。警报呜鸣,大桥一侧的中国防空官兵也迅速向敌机猛烈开火。日机立即散开队形,分别对火车和防空阵地进行轰炸。事情的发展正处于失去生命力的巨大危险中,就在火车即将冲入隧道时,敌机投下的炸弹击中机车,在一片火光之中,血花四溅,肢体横飞,惨不忍睹,造成大桥桥墩微损、8号隧道口垮塌、机车及两节车厢被毁,当场死伤200多人,其中法国、越南旅客30多人。防空官兵有3人被炸死、3人重伤。
当时的防空排长名叫王立成,他移开战友的遗体,奔向高射机枪位,继续向日机射击,后也被余弹炸伤。此次轰炸,虽然人员伤亡惨重,白寨大桥却受轻伤微,经及时抢修,当夜恢复了通车。
那天我站在白寨大桥上,回忆着数十年前的那次轰炸,心中涌上的是万般感慨。大桥已不是原来的大桥,但大桥的魂还在。铁路也已不是原来的铁路,但铁路的硬度依然如往,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人的硬度,这是用血打磨出来的硬度。
白寨大桥四周的景观自然不寻常,桥下的大沟里虽然看不到水的清凉,但累累白石耀人眼目,那不会是烈士们化成的白骨吧?远处的高山低坡上,花倒是开得正艳,也有一片驳杂的绿色。铁路一边,是一座破旧的房屋,后面的山上,据说还有高炮阵地,只是已看不出阵地的模样了。房屋的前后,是一片木瓜树,瓜已成熟,却无人收获。
3
滇越铁路,甚至是整个云南的危机早已四伏,除了无休止的轰炸,日军的如意算盘打得更响,那就是从越南本土沿滇越铁路北上,直捣云南省府昆明,如果这样的设想真的成了现实,中国全境危矣。
1938年10月23日,日军攻陷广州,蒋介石此时并未意识到云南的危机,仍抽调滇军支援武汉战场,作为云南最高军政长官,龙云着急了,如何保住云南国际交通线成了他茶饭不思、夜不成寐均要思考的问题。
日军对滇越铁路的轰炸仍在继续,在战略上略逊一筹的蒋介石回过味来,日本的企图已然若揭。1939年2月6日,蒋介石给龙云发出特急专电,对滇越铁路之防务作出具体指示:一是希将滇越铁路护路部队配置情形列表具报,二是希将该护路部队所有之机关枪加配高射装置守护桥梁,担任该路防空。
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对滇越铁路的防务始终关注,多次给龙云发报,要求配置高射机枪队,驻守防务,“以保命脉,以策安全”。宋子文深深懂得,“敌必肆行轰炸滇越铁路。该路所有大桥,工程奇伟,倘被损坏,阻碍极大。”宋子文电报发出不到2个月,日机对滇越铁路的又一波轰炸开始了,1939年4月13日,日机19架分两批袭击滇越铁路及海关重镇蒙自城区、火车站,炸死131人,伤128人,炸毁房屋400余间。
而从1939年底始,日军战机频繁来袭,隔三岔五就来轰炸一番,整个滇越铁路沿线几成一片火海。小龙潭大桥、白寨大桥数遭破坏,险峻的人字桥因防守严密,未受损坏。
人字桥,因其像一个巨大的“人”字而得名,作为滇越铁路上最艰险的一段工程,被人称之为“用累累白骨打造成的高桥”。 据史料记载,为修建跨度仅67米的五家寨人字桥,中国筑路工人死亡800多人,这是世界建筑史上一个令人惊骇的数字,平均每一米桥身要牺牲10多人。当年法国报纸称:中国工人在人字桥上的施工是“死亡之上的舞蹈”。
人字桥位于屏边苗族自治县北湾圹乡度箐站与倮姑站之间,两端皆是悬崖,隧道虽已打通,但如何跨过高达100多米的河谷,却没有圆满的方案,桥墩是可能建成的,但即使建成,也难以承受速度极快通过的火车。
后来,法国巴底纽勒公司董事工程师鲍尔·波丁(Paul Bodin)设计出用人字形钢梁做桥梁支撑的解决方案。该桥横跨于两山悬崖峭壁间,长71.7米,宽4.2米,跨度67.15米,重179.5吨,距谷底102米。工程于1907年3月10日动工,1908年12月6日竣工,历时21个月。
整个人字桥桥身没有一根支撑的骨架,全部用钢板、槽、角钢、铆钉联接而成。所用上百吨钢制部件全在法国制成,运到中国后,由中国工人一段一段地背上山。
在人字桥的建筑史上,记录了几桩惨案:1907年,100名中国工人前往人字桥工地。悬崖峭壁、岩陡苔滑,工人们只好用绳子系人于半空中凿岩放炮。4月的一天,风雨交加,雷鸣电闪,法国工头不把正在作业的工人拉上来,只顾自己逃避躲雨。待雨停止时,16名工人中已有3人因绳断而跌入深谷,13人被风吹撞岩石,全身血肉模糊。1907年底,法国工头让工人由便道到工地干活,并将这些工人的发辫一个连一个地系起来,让其顺岩边往下走。工人走得慢了,工头就顺势一脚将最后一个工人往岩下踢,其余工人一连串地摔死于桥下的大河里。
令人稀奇的是,用中国工人的生命建成的这座大桥,于中国大西南的深山之中屹立了100余年,至今未换过一颗螺丝钉。
这样的大桥如果被日机炸毁,也许永远难以修复。
面对日机疯狂的轰炸,龙云专门交待防空部队:决不能使人字桥遭到破坏,否则要想在短期内修复是不可能的。防守该桥部队的高射机枪也由七厘米九,全部更换为性能更好的十三厘米二高射机枪,全部配置在人字桥两端的高山顶上。由于人字桥位于两山绝壁之间,加之防空部队配备的猛烈炮火,使日机不敢过低俯冲,尽管先后投弹700余枚,将人字桥四周炸得草木尽飞,但硝烟散尽,人字桥仍奇迹般地傲立于绝壁之间。
如今的人字桥依然屹立,桥下的河谷里,是缓缓的水流。站在桥上,凛冽的风呼呼吹过。回忆如潮水一般再一次刺破我的身体,那一刻,我确实感受到了这座桥的伟大,逝去的生命似乎在我的身旁聚拢,日机的轰炸声也在响起,呼啸着并且恐怖,大桥本身也成了愤怒的音符。
——我是在途经、体验一座作出贡献的抗战大桥,还是在眺望为了这座桥已经消失了生命?我看到了光亮,也听到了风发出的怒吼声。
4
保卫滇越铁路,防止日军从越南沿铁路入侵,必须将滇军从前方战场上调回守卫方能无虞。龙云对此早已洞若观火。
而此时的滇军,已被编成第一集团军,隶属于第9战区,总司令卢汉,副总司令高荫槐,参谋长赵锦文、马瑛,下辖第58军、第60军、新编第3军,多为三迤子弟,自当奋力保卫三迤家乡父老。龙云的打算是不错的,但因为蒋介石对滇南危机的认识不足,第一集团军迟迟未能入滇。
轰炸仍在继续,1940年成了日军轰炸滇越铁路的“密集之年”,全年日机共出动52批次、669架次轰炸滇越铁路及机关地区,每月平均4.3次,每天平均1.8次。滇越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皆遭劫难。小龙潭火车站数次被炸,伤亡惨痛。个旧、建水、蒙自、开远等城市警报日夜拉响,碧色寨、芷村、蛮耗等要地连遭轰炸。
日军步步紧逼。1940年9月23日,日军登陆越南海防,继而占领西贡,沿滇越铁路越南段,占领河内,直逼中国滇南边境。10月,日军由海南岛、西贡增兵3万人,抵达河内、老街、坝洒一线,战云在云南上空飘浮。
危机关头,第一集团军终于回防入滇,虽然只是一部分,但也让云南人松了一口气。第一集团军司令部驻防蒙自,指挥第1、第2路军及滇黔绥靖公署第1、3、4、5旅。第1路军辖60军,60军辖182师、184师,及滇黔绥靖公署第3旅;第2路军辖滇黔绥靖公署第4、5旅。60军军部和182师驻蒙自新安所、大红寨,184师驻芷村。随着形势的发展,第9集团军奉调增防滇南,红河南岸各地皆增加驻军,一条铜墙铁壁于滇南地区迅速形成。
日军可能沿滇越铁路入侵云南的消息令蒋介石坐卧不安,1940年9月9日,蒋介石电令龙云,一是立即断绝国境交通;二是立即爆破河口铁桥及河口北端之第一隧道,其余各爆破点亦适时爆破;三是迅速集中军队,并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四是加速破坏通越各通道。龙云当即下令,炸毁了河口大桥、河口隧道和白寨大桥,拆除了河口至碧色寨之间的177公里的铁轨。万幸的是,人字桥没有被毁,否则,将成为中国铁路史上永远的遗憾。碧色寨至昆明的铁路仍保持畅通,依然是抗战军需品和兵员的运输动脉。
关于此次滇越铁路拆除,有这样一个故事:拆除之前,引发各方争议,但鉴于危机日重,如不拆除,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人字桥原也已列为拆除范围,但在执行过程中,军方考虑,拆很容易,但要重建,将会很难。并且,建这座桥,中方死了800多人,拆不得,除非日军已经到了桥头。因此,有关方面申明,这座必须保留,并且予以严格保卫。
滇越铁路的拆除是分四步同时进行的,第一步,三十八工程营负责炸毁河口大桥,并同时对附近居民进行疏散;第二步,调集1000士兵和1000民工,组成拆除队,用一夜的时间,拆除河口南溪河大桥至山腰车站的所有铁轨,并保证不被日军察觉。第三步,调集1000民工,负责拆除山腰火车站往北10公里的铁轨。第四步,在前两步完成后,两部人员交替向北进行拆除,至碧色寨。所有高射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对日机进行绝对拦截,掩护地面人员安全拆除。
拆除工作完成顺利,之后,卢汉将军所率领的第一集团军,于滇越铁路沿线的崇山峻岭中设下了四道防线,后又沿中越边境的河口、屏边、金平一带设防,与进犯越南的日军对峙于滇南边境。
著名的飞虎队此时也进驻开远,并在开远城西北面石碑坊村(今开远解化厂电厂)建成了一个全长450米、面积21957平方米的简易机场。机场离滇越铁路200多米远,可供小型军用飞机使用。据开远市文史资料记载,开远当地村民用肩挑手刨、牛车拉沙等方式参与了机场的建设。机场建成后,经常有美军飞机在此降落和起飞,控制了滇南的制空权,遏制住了日军对滇越铁路的骚扰和轰炸。
开远这座兵城,一时间出现了不少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大兵,他们抽雪茄、喝咖啡,遇到中国人就伸出大拇指,说一句刚刚学会的中国话:“顶好,顶好。”开远城外的汉武路(今东风路下段),成了开远最热闹的地方,西餐馆、面包店是美国大兵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喝咖啡、饮威士忌、打台球、弹吉他……成了开远不一样的风景。
滇南抗战中,张冲将军不得不提,一是他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二是在参加了台儿庄大战之后,又奉调驻防滇越铁路沿线,出任第二军总指挥,防敌于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红河州人,他对滇越铁路既熟悉又充满爱恨交织的感情,滇越铁路作为侵略者的象征,他内心痛责,曾于1920年率部袭击了滇越铁路的小河口车站和宜良车站,击毙2名法国侵略者。而抗日战争中的滇越铁路,又是如此举足轻重。他调防回到红河州后,精细研判,竭力布防,使得滇南防线固若金汤,日军不敢靠前一步。
祖籍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的万保邦是随张冲一起调防滇越铁路的,他在台儿庄战役中同样战功显赫,被升任为60军副军长兼184师长,驻防蒙自、屏边等地。万保邦出身富豪家庭,自幼在蒙自读书,后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一直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实业救国。万保邦驻守滇南边关时,兼办地方实业,开办“安利糖厂”、开远“万国旅社”等。如今的“万国旅社”已成遗址,告诉我们这里还有更多的故事。
滇南防线已固,卢汉奉命反击,并率部进入越南境内。仅在1945年6月17日至8月15日的两个月内,经过大小32次战斗,毙敌300余人,我方亦伤亡100余人,先后占领日军滇越铁路附近之防区防利沙、勐得、勐梭、勐烘、莱州、沙坝、老街、勐康、花龙、箐门、曼美、黄皮树、马龙寨、官坝、东文、汇利、河阳等据点,缴获大炮2门、轻重机枪10余挺、步枪180余支及大批军需物资,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此次战斗最为惨烈:8月15日,第60军一个营,由田房渡河,与日军在沙坝激战。这次战斗可谓出奇不意,是一次让敌军措手不及的袭击,可敌军的防备不可谓不严密。中国军队过河之后,即遇到日军的反击,一日激战,敌军最终溃败,战场上的硝烟久久未有散去,巨大的落日映衬着遍地狼藉,地上的血更加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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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滇越铁路行走,不经意处,就会遇到土包一样的坟茔,这些坟茔于荒野之上,静静守望着蛇行一般的路轨。风冽冽,花艳艳,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荒野埋忠骨,绿荫佑英魂,他们守护着滇越铁路和滇南要塞,至死仍未有期。
驻守滇南的中国士兵,不仅要时刻防范日机的轰炸,以及小股部队的袭扰,也担忧于瘴气和疟疾的肆虐。滇南地区的金平、屏边、河口、绿春直面越南,为抗日防线的最前沿,也是瘴气最严重的山高林密之地。
所谓瘴气,《现代汉语词典》有专门的解释:“瘴气,热带或亚热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简言之,瘴气是热带原始森林里动植物腐烂后生成的毒气,主要原因就是无人有效地处理动物死后的尸体,加上热带气温过高,为瘴气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现在已经很少感受到什么叫瘴气了,我走在滇南的大山里,空气清新,密集的森林已经少见。山里的老乡告诉我,实际上,最致病的瘴气大多是由蚊子群飞造成的。大量带有恶性疟疾病菌的蚊子聚集在一起飞行,远远的看就像一团黑沉沉的气体。人畜被它们叮咬过之后,便会感染恶性疟疾。
瘴气是山林恶浊之气,发于春末,敛于秋末。各路的瘴气都是清明节后发生,霜降节后收藏,独有滇南与越南交界之地的瘴气却不如此,可以说四时都有的。四时不绝,尤其以冬天、春天为最厉害,与别处不同。
金平著名的分水岭,属于瘴气多发之地。那里的林木,四季葱郁,幽深广漠,看上去完全像一幅刚刚着了色的湿淋淋的油墨画,树间浓雾如丝,将一棵又一棵的树缭绕。地上的树叶尺把厚,踏上去如同海绵。据当地人讲,这些地方瘴气氤氲,清早起来,咫尺之间人不相见,一定要到日中光景,雾散日来,方才能辨别物件,山中尤其厉害。所以当地人晓起行路,必须饱食;或饮几杯酒,方可以抵抗瘴气,否则触着之后,一定生病。夏天甚热,挥汗如雨,但是当地人终不敢解开衣裳当风取凉,夜间就卧,必定密闭门户,这些都是为了防有瘴气侵入。
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不断向云南边境推进。1940年12月,国民党第1集团军3旅6团奉命开赴金平,分驻于金平县白沙坡、分水岭、五家寨、大山、白石岩等地,以防守日军由越南侵入,其中第2营驻地分水岭。营地是由士兵自己修筑的,建于一个山脊的凹地上。为鼓舞士气,决心同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特将该营命名为“平寇营”。
可是不久,远征而来的士兵水土不服,特别不适应在这种瘴气多发的山地作战。我猜想,那时候的分水岭刚刚下了一场大雨,头上的阳光和空气交织在一起,形成色彩绚丽的景观,士兵们惊呆了,这样美丽的景色是他们不多见的。虽然连年征战,士兵们也大都是性情中人,他们喜欢这样的景色。他们呆呆地望着,但见丛林灌林之内,灿灿然犹如金光,忽而从半空坠了下来,小如弹丸渐渐飘散,大如车轮忽然进裂,非虹非霞,五色遍野,香气逼人。士兵们忽然受了这股气味的侵袭,立刻就病了。他们不知道,这叫作瘴母,是最可怕的。一年之中就有96名官兵因感染瘴毒而不幸病故。之后,他们被集中安葬于金平县分水岭平寇营驻地附近,日夜守护着滇南边境的安宁。
1941年底,为了纪念96名为国捐躯的官兵,国民党第1集团军3旅副旅长安纯三(第1集团军3旅6团前任团长)及新任第6团团长宋载之率全体官兵特地在“平寇营”墓地树碑志铭。碑额横书自右至左,阳刻仿楷体。第一行为“第三旅步六团”,第二行为“病故官兵纪念碑”。左右两联成直书,阴刻隶体,右联为“敌未灭土未复君等胡死”,左联为“国犹病民犹贫我辈愧生”。中间记刻着96名官兵单位、职务、姓名。碑中有一段碑文:“本团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奉命到金守备国境拒止倭寇于兹将一年总据感染瘴毒病故官长二员士兵九十四名。”右边落年款是:“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立。”左边题款是:“副旅长安纯三团长宋载之率官兵建。”撰写此碑的执笔者为安纯三的师爷,凿刻者为当地有名的石匠。石碑呈长方状,通高2.15米,宽1.34米,厚0.34米(其中碑脚高0.30米,宽0.44米),重约1.6吨。石碑矗立在96名官兵坟墓之前。由于多年无人管理过问,石碑倒地,任其日晒、风雨剥蚀和牛马踩踏,20世纪60年代初,养路工人发现后抬到五道班大水池前用于搓洗衣服,故许多字迹已被磨损。1985年被金平县文化馆征集收为馆藏文物。
不知为什么,当我走进这里时,心里竟是如此宁静,没有悲伤和感慨,心里只有静。我知道,他们虽然没有战死于战场之上,但他们一样是民族的英雄。不记得哪位将军这样说过,只要在边境守着,就是对抗战的贡献。
分水岭病故抗日将士安葬点坐北朝南呈梯形状排列,占地面积约为30000㎡,坟墓为石砌封土,建造粗糙简陋,布局有序,绝大部分没有立碑,四周均为山林,似乎大片的静谧正从树上掉落,我静静地看着这些树,他们就像隐蔽于大山之中的巨型兵阵森严壁垒,似乎只需一呼,他们便会冲锋陷阵。
据史料记载,在此期间,于红河地区病故的抗日将士有1715人,以下仅为有史可查的事件:
1940年7月,日军占领越南老街、谷柳,对河口构成严重威胁。是月,河口城区疟疾大流行。驻守河口镇的国民党一个连120余人被疟疾夺去生命,全连仅13人幸存(《河口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页)。
1940年,参加抗战的学生、民工、担架队员13人,因感染“瘴毒”而被夺去生命(《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32、605页)。
1940年,驻金平县沙依坡乡阿哈迷村守疆抗日的国民党第1集团军3旅13团,因染瘴毒病故官兵593名(据金平县民政局考证)。
11939年至1942年,驻金平县马鞍底守疆抗日的国民党第1集团军3旅5团,因染瘴毒病故官兵840名(据金平县民政局考证)。
1944年,国民党驻防金平县勐拉的一个连,仅半年时间,就有66人即因感染“瘴毒”而被夺去生命(《金平文史资料》第一辑,金平县政协编,第142页)。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说过,每一棵树都是人的来世,滇南的树,都在为那些死去的抗战英雄而活着,从山谷到山峰,此起彼伏,生命的绿意连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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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家在勘探工作中的一种思路是,地下的矿藏会发散到地表的各种介质中,比如发散到岩石、植物和水中。我在探访滇南抗战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种有趣的发散,滇越铁路的抗战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了整个滇南地区人民的抗战,包括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民众。
1942年,侵占越南的日军突然增兵至10多万人,大有沿滇越铁路北犯之图。5月,红河南岸的土司们,相约来到蒙自会见卢汉。他们告诉这位总司令,作为红河儿女,他们也有抗倭之责,请求组建边防抗日游击队,以防日军突然来犯。卢汉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任命纳更土司龙健乾为边防游击队总司令,犒吾卡土司龙鹏程、猛弄土司白日新、敦厚里区长普家喜为副司令,同时发给部分枪支弹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这支边防游击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系统,所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日军在侧,让白日新等土司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邀约思陀甸土司李呈祥、迤萨士绅姚虞卿、溪处甸土司赵桂生、瓦渣土司钱祯祥、永乐土司帝国泰、厚里区长普家喜,又一次来到蒙自,求见卢汉将军。蒙自南湖之滨,众土司聚集一起,商讨抗战之计,卢汉深感土司们的抗日热情高涨,任命白日新为边防抗日游击队指挥官,授予少将军衔,负责召集组建边防抗日队伍。
1942年11月,元阳猛弄土司署,田里的稻谷已经收割,各种各样的鲜花仍然开放在枝头,河沟里的土鸭嘎嘎叫着,丝毫不影响白日新召集的大小土司们的抗日情怀。他们在土司署前面的练兵场而立,呼喊着“协同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中华已族”的口号,红河南岸边防抗日游击队就此成立,编为6个大队,由各土司任大队长。一时之间,红河南岸的各乡各寨,随处可见抗日标语,人们空闲之余,练兵布阵,时时准备着与胆敢进犯的日军大干一场。
1943年3月,在蒙自召开的一次联合抗战会议上,白日新升任边疆联合抗日游击队司令,加授中将军衔,其余各大队长授予上校军衔,为本地的游击司令。这次会议的召开,凝聚了各大小土司的力量,使整个滇南地区都动了起来,金平的土司也闻讯而至,各个游击司令的管辖区内,凡18岁至30岁的青壮男儿,无不为参加游击队而自豪。
游击队的任务是非常明确的,他们除了配合国军修筑战壕、桥梁、隧道外,还负责收集情报、打探军情。1942年夏天,一名美国飞行员在袭击驻越南日军时,飞机被敌击中,飞行员受伤跳伞,落入一个老箐林中,被当地的苗族、瑶族游击队员发现,立即进行救助,并护送到纳更土司署游击队司令部,又由纳更土司龙健乾派人一路送到昆明,这名飞行员得到及时救护。
1943年秋,气势汹汹的日军推进到越南北部靠近中国的莱州、勐梭、十二楼、瑶山、南矿一带,不时向中国境内开枪射击,狂妄挑衅。中国军队决定教训他们一下,勐拉土司刀家柱率300余人的游击队,与滇军的一个连配合,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穿过山峰和河沟,向勐梭的日军驻地发起突袭,日军当然没有想到,这里的“南蛮子”也敢动他们。但战斗确实打响了,历时5个小时,日军的一个小分队被毫不客气地被歼灭。之后,游击队撤回金水河桥,与滇军一起严密防守。
这一防守就是3年,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后结束。
滇南抗战的胜利既是滇越铁路的胜利,卢汉作为赴越南河南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受降官,他和他的部队,也是坐着滇越铁路的火车一路向南的。这条中国最早的国际通道,在日军投降之际,又一次载着中国军人,向世界致意。
(载《边疆文学》2015年第8期)
责任编辑:红河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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