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个旧市博物馆并没有如此“直接”和“简单”，似乎没有一开始就直奔锡的主题，而是把我们带入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时空——青铜时代的个旧。

但是，事实上谁也无法考证汉代的个旧是什么样子，这里的先人是不是已经认识并能够开采锡矿？一切都如同一个个巨大的谜团，不知何时才能找到有效的“钥匙”，打开这道厚重的大门，让我们获得对这片古老土地的历史“知情权”。

一直到1988年7月，在个旧市卡房镇金竹林的村民在黑蚂井村西老硐坡顶部发生了这样一件奇怪而“有趣”的事，才开始让我们窥见了个旧在汉代时期的一些秘密。那一天，新建锡矿区的几个工人正在用水枪冲洗矿砂，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完整的陶器和青铜器。对于陶器，他们很好奇，竟然把它们排成一列，当作“靶子”，用手中的水枪去射击，看谁的本领高强，最先把陶器冲破。在高压水枪之下，那些陶器很快就变成了碎片。对于青铜器，他们发现那还有一定的价值，将它们砸成一堆废铜，拿到废品收购站变成了几文现金。幸运的是，当地的文物专家来到矿区附近考察，看见了抛在墙角的一些陶片，当场就急得跳起来。凭着专业眼光，他们初步断定，那可是古代的文物。

当地文物专家推测，黑蚂井发现大量的陶器和青铜器，是不是意味着周围存在古墓葬群呢？此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来到现场，进行了初步考察和勘探，果然发现了不少的墓葬。文物专家将其命名为“个旧黑蚂井汉墓群”。 

这个古墓群遗址坐落在黑蚂井村西约1公里处。因为该村东南侧有一个天然的泉水塘，形似蛤蟆，当地老百姓习惯把蛤蟆称为黑蚂，故名黑蚂井。古墓葬分布较广，面积约20000余平方米，中心面积约3000平方米，属西汉末期至东汉早期的墓葬。

经过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漆器和青铜器，其中有一座铜俑灯尤其引人注目，虽然铜锈斑斑，但造型很“奇特”，一个呈跪坐状的男子，双手和头顶各举擎着一个青铜灯盘，神情有几分诡异。文物专家将铜灯带回研究所，对其进行清理，让它露出原本的面目。当时，专家看到这座铜俑灯极其精美，造型独一无二，其主体是一个呈跪坐状的男子，坦胸露腹，头带箍，腰扎带，双手平伸略上举，头昂立，顶着一个圆形灯盘，双手各执一个灯台，呈对称状，整个形体为“十”字形，上部呈山字状，灯盏为直圆柱体灯柱及直壁圆灯盘组成，灯盘的正中部位均有一直立钉形盏心。整个铜俑灯通高41．4厘米、最宽47．3厘米，重6.3千克，灯与俑搭配和谐，给人一种罕见的美感。

那一年，黑蚂井村出名了，那座铜俑灯由于在云南出土的数量极少灯具中独树一帜，更是汉代灯具中的珍品，被国家文物局列为一级文物，曾调到北京参加中国文物精华展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考古发掘，一下子就将个旧的历史推到了汉代。

在这块土地上，由于古墓群位于锡矿区，而锡矿产品价格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持续上涨，又使得盗采矿石行为不断发生，不仅对矿产资源造成破坏，还威胁到了古墓葬群的安全。特别是2000年以来，矿区开采面积逐渐扩大，距离古墓地最近的矿井只有几十米远。常年的盗采使得墓地多处地表陷落、开裂。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文物专家和政协委员都提出在保护为主的前提下，需要对一些受到威胁的古墓进行抢救发掘。2010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和个旧市文物管理所决定对该古墓群中部分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从当年3月15日开始，按照原计划，本次发掘为期3个月。发掘人员首先从第16号墓开始发掘，当天出土的文物就达200件，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制作工艺上，都是红河州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所长白刊宁说：在发掘前，联合工作组就会同公安制定了安全保卫方案，发掘现场有派出所民警、民兵24小时守护。根据发掘进展，必要时请武警进驻现场，加强安全保护。经过7000多人次、两个多月的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15座，出土器物400余件，其中包括了一件精美的青铜鸟形灯。

这件青铜鸟形灯出土于16号墓，高33厘米，长45厘米，外形像一只昂首回望的孔雀，双足并立，尾羽下垂，厚重平稳，通体錾刻精致的羽毛纹，线条清晰，构思巧妙，栩栩如生。经过考古专家最后的鉴定，认定它是汉代凤凰灯，也叫做凤鸟灯，或者干脆简称“凤灯”。

在古代，凤凰和朱雀常常在人们脑海中形成同一个印象，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朱雀是四灵之一，出自星宿，是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的总称。又因为南方属火，朱为赤色，像火，因此凤凰又被称作火凤凰，是传说中的南方之神。从文化和认知习惯上，专家通常将其称为“凤灯”或“朱雀灯”，但绝对不是“孔雀灯”。

个旧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汤文忠也说：从功能上讲，黑蚂井出土的凤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高超的环保技术要求，凤鸟背部有一圆孔，放置了一只长柄灯盏。凤鸟颈部由两段套管衔接，可以自由转动和拆卸，便于调节灯光和冲洗体内烟尘，嘴内衔着喇叭形灯罩，垂直对准灯盏上方，灯罩与颈部及腹腔相通，腹腔里面是空的，可以贮水。当灯盏中的火焰点燃时，冒出的烟灰通过凤嘴进入颈部，达凤的腹腔，溶入水中，消除污染，净化室内空气，以免影响人体健康。

黑蚂井汉代古墓葬群发掘领队杨帆介绍说：铜凤灯制作工艺水平较高，采用细线浅刻花纹，是铜器装饰工艺上的一种新发展。同时，錾刻花纹铜器主要发现于我国南方，可能代表了当地的一种发达工艺。显示了2000多年前我国工匠们的精湛手艺和高度智慧，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和劳动人民高度创造才华的历史见证。”

事实上，在两三千年前，青铜器与锡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所谓“青铜文化”，其实质应是“锡铜文化”。个旧卡房这一带的考古发掘已经表明，铜是这里的先人们最初发现的金属，锡的历史则略晚于铜。具体说来，卡房出铜的历史起源于周朝，形成于汉代，发展于明、清时期，辉煌于当代。

从《汉书》和《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来看，个旧地区已有两三千年的开矿历史，那时的个旧属于古滇国故地，是一块有着历史深度的土地。即便到了西汉时代，汉武大帝把古滇国改为益州郡之后，这里仍属于益州郡所辖的24县之一的贲古县。那个时候的个旧地区，当属于贲古县的一部分，还没有“个旧”之称，完全就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山谷。后来，渐渐有彝人迁徙而来，在此生息繁衍。彝人是一个天性开朗快乐的民族，在艰苦的生活中离不开歌舞，常常在劳作之余，情不自禁的拍手踏足，歌之舞之。特别是到了夜晚，许多青年男女都会相约在一起，就地取柴，烧起篝火，然后尽情地“跳乐”，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彝族小伙子们竟然把篝火烧在一片有锡矿石的地方。当时，由于高温的缘故，火堆之下的锡矿石神奇般地发生了变化，成为一股股银光闪闪的水流。冷却之后，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块块诱人的“银子”。人们奔走相告，这个山沟沟里流出了银水，是一个可以一夜暴富的地方。

蒙自县的尹、汤、李三姓人士闻讯赶来，占山为王，开始认识并开采这里的矿藏。他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学识，当然能判断这些闪亮的东西并不是银子，而是锡矿。从此，彝人就把这一带的山谷称之为“个纠”。在彝语里，“个”就是矿石的意思，“纠”则表示太多太多了。两个音节联合起来，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富有矿石的地方。在以后的日子里，这里也有了汉人，他们就用汉语把这个地名写成了“个旧”。

这当然仅仅是动人的传说，但似乎可以印证这个地方从来就与矿石有关，自古就在地下聚合着诱人的财富。后来的科学探索和勘测证明了这一切，个旧地区地层地质结构原始，内藏金属元素丰富多样，在地壳运动时所形成的一些断层里，蕴藏着金、银、锡、铜、铅、锌、铝等有色金属，同时尚有钨、铋、铟等稀有共生的金属。其中，以锡的蕴藏量最为丰富。

在很多年前，实际上也很难考证具体的年代，“锡业”就在此地兴起。据说，先人们一般采用最原始的铁锤敲击石头的办法，进行采矿。如果遇到顽固的矿石，就要用烧爆法，把石头的局部烧得滚烫，然后再用冷水浇淋其上，让其发生剧烈的热胀冷缩，矿石爆裂了，就很容易开采。有了矿石，还须进一步粉碎它们，先人就用杵臼、石磨来对付矿石，把它们舂成或磨成细粒，再用大锅淘洗，精选矿石。后来，人们又发明了用砖砌槽的方式进行洗矿选矿，由于水流的作用，泥石和尾矿冲走，和精矿泥与水流走，精矿自然沉积下来。有了精矿就开始送进砖砌的锅炉冶炼，上部炉口投放矿砂，下部小孔出锡，锡从炉中流出，进入一池中，稍稍冷却后去除矿渣，再用勺盛到另一池中铸成锡锭。这种土法炼锡，据说从商周时代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初叶，最终让个旧成为全国的锡矿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个旧锡的产量一直占全国锡产量的70以上，其中统配锡占90%以上。20世纪90年代，个旧的锡产量占全国锡产量的45%，其产品拥有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冶炼工艺在国内和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形成以锡为主的十几个系列100余种产品，远销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

正是在这片“锡铜文化”丰饶的土地上，两千多年前就孕育了大量的青铜器，成为云南考古史上令人惊喜的发现。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应验或巧合，黑蚂井古墓中先后出土的青铜俑灯和凤灯，其历史价值和文化艺术含量之高，可相互印证，相互媲美，相互增辉，如同个旧考古发现的双璧。

在个旧市博物馆里，我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两盏铜灯——铜俑灯和凤灯。那时，我仿佛看到几苗来自最幽暗时代的火光。它们让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忽然想起了鲁迅笔下的“死火”和“活火”。我觉得它们早就“死”了上千年，我觉得它们现在仍然“活”着，虽然没有热量，但它们的火舌似乎还在跳动着。

在我的想象中，灯火点燃了。它迅速变幻着，非常美妙。有时安静如水，有时跳动如风，有时还会发出轻微的响声，有时又拼命抑制自己，均匀地摇晃着火苗。它恪尽职守，一切努力，挣扎，甚至是牺牲，最终是使人的世界发生了由暗而明、由夜变昼的转换。它是有生命的，全身饱含着一种鲜活而顽强的力量。

灯火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人们凝视着它，全身的安全感和温暖感一刻比一刻增强。人们内心对它那种天生的赞美之情油然而生，虽然找不到诗一样的语言，但那时的先人一定是最本真的“诗人”。世界在灯光的照耀下变成了梦境，许多事物被勾勒出来，时而朦胧，时而清晰，灯盏和空气都有了一种神性，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具有了一种神秘的创造力。

在白天，先人们也许不觉得它有多重要，一到晚上，它的“圣神”地位就凸现出来。先人们还有一些工作需要继续做下去，更重要的是要抵御对黑暗的恐惧。人们小心翼翼的把它“请”出来，放在中心位置，再用钻木取火的方式，将灯盏点亮。房子里有了光，虽然微弱，但它照亮了人本身，也照亮了人周围的事物。那时，灯盏似乎在倾诉什么，又似乎在飞舞和歌唱，像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有了它，人们不再害怕黑暗，就可以凝视着它，依赖着它，在灯下沉思和叙聊，或着继续在夜间依然进行着白天没完成的活儿，而不睡觉。

其实，人类自从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之后，就似乎拥有了“第一盏灯”，即通过篝火的燃烧，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照明的目的。后来，为了更方便更有效的照明，先人们发明了“火炬”之类，将放置于庭院中的火堆称之为“庭燎”，把没有点燃的火把称作“燋”，把插在地上的大火把称之为“燎”，把用手执的小火把称之为“烛”。虽然种类很多，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灯”。从考古证据来看，先人们的住所因为是茅草屋，不可能把“火炬”之类移进屋中，因此，从商代早期开始，先人们又发挥聪明才智，制作出了一种燃油灯——豆。“豆”本为上古时代用来盛食的一种陶器，上部为圆盏盘，中间有直柄，下部是喇叭或圆足形底座。其上部盏盘原用于盛放肉羹一类的食品，后来换之以动物油脂，配以灯芯，就成为一盏真正意义上的照明的灯。

那个时代的“灯”，渐渐出现了无檠灯和有檠灯。无檠灯形式简单，往往只是一个盛燃料的盘盏，配以灯芯，使其燃烧发光。而有檠灯几乎就是豆形灯的发展和变相，即用柄柱将盘盏高高支起，使其光芒四射，照得更远。

从火炬到灯盏的演变，使火苗对于房屋，对于人类，就安全了，归顺了。但先人们还不满足，他们觉得每一盏灯都是一朵花，在燃烧中盛开的花。面对着花，谁都会激动起来。他们呼唤和想象着更美的“花”。于是，先人们对“灯”的审美意识开始觉醒，并与日俱增。他们对有檠灯的设计和制造，可谓别出心裁，把灯盏与人和其它动物联系起来，让人和动物来擎住灯盏，除了增加照明效果之外，让灯盏的光照耀得更透更亮，更是竭力使其转化为一种华贵精致的艺术品，让人浮想联翩，成为帝王将相及官宦人家身份的象征。

黑蚂井出土的青铜俑灯就是一种人形灯。经过考古专家仔细观察和研究，认为此灯其实是汉代最早的“胡人灯”。持灯人腹部系腰带，腰带交叉于腹前，系一枚圆形扣饰。其手中和头顶上，各擎一个灯盘，双膝曲而接地，臀部顺势贴坐在两足跟上，非常虔诚地“跪坐”着。如此一来，整座青铜灯呈现出三盏灯盘高低错落，在一定空间内，光照亮度因而均匀，火光绚丽，满室生辉。

此时，面对着这样的“胡人灯”，我想起了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那里出土的“人物”，就像我们想象中的外星人，凸眼，大耳，各个器官极力夸张变形，简直就是人中的“怪物”。黑蚂井的铜俑也其本如此，两眼宽大颀长，外眼角上翘，内眼角下弯，眉骨突出，眉毛向左右延伸，与眉心相连；眼窝深，双眼大，眼眶呈尖角椭圆形，眼球中部呈一条突出横贯眼角的脊状线条，鼻子高挺，鼻头特大，嘴唇紧闭，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异域气质。这样“独特”的长相，当人不是本地人的模样，而史学家们把“胡人”定义为古代所有外国人和少数民族的总称，例如回鹘、龟兹、高昌、突厥，乃至大食(阿拉伯)等均称为“胡人”。

在国际考史学界看来，诸如司母戊鼎的大国重器，都无法代表青铜文明的最高成就，只有那些充满了生命力的动植物、巫师、武士、国王等青铜雕像的大量出现，才可以同古巴比伦、古埃及同时期的青铜文明相媲美。多年来，古滇国和三星堆先后出土的青铜器恰恰不缺那种充满“神性”的东西。比如，眼前的“胡人灯”，人物的眼睛与面容与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铜人顶尊和各种面具，何其相似，似乎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血缘关系，同时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事实上，那个时代的黑蚂井，偏于一隅，应该与三星堆地区一样，还有大量的土著文化因素存在，对于青铜铸造工艺，也就是铜锡合金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独立性其实很明显。但云南在文化上却并不是封闭孤立的，早在汉王朝统治深入云南之前，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已然显示出了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特别是自西汉在云南设置郡县开始，汉文化以国家力量为支撑迅速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传播，无论是器物还是思想文化都深受影响，大量具有汉王朝特征的文化因素进入边疆地区，文化互动和融合变得突出和明显。同时由于“羁糜”政策的实施又使许多本土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因此，个旧黑蚂井墓地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遗存，明显吸收了汉文化、滇文化、西南土著文化，甚至外来文化的多种元素，其多彩的文化之光，照亮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光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