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奔赴石屏采风的路上忽然想起了一本书——《石屏随笔》。说句实话，我最初对于石屏的美好印象，大多来源于这本书。但多年来为了寻找这本书，竟然让我在自己的阅读史上“孕育”出了一个传奇故事。

大约在十余年前，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一套“旧版书系”，其中有包括艾芜的《南行记》、邢公畹的《红河之月》、马子华的《滇南散记》和冯至的《昆明的雨》在内的八九本书。而我对其中的一本：缪崇群的《石屏随笔》，可以说既相当“陌生”，又极其熟悉。当我获取此书的时候，犹在梦中，恍若“发现”了珍本，捡到了宝物一般，竟然爱不释手，一读再读。

此书最先的神秘踪迹，源于2003年《红河文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家缪崇群和他的<石屏随笔>》，该文的作者是石屏人张勤文先生，他在文中叙述了《石屏随笔》诞生及如何成为“孤本”的故事：

1937年，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江苏作家缪崇群四处逃亡。他最先从北京逃亡到武汉，接着又逃亡到广西。在战火步步紧逼中国南方之时，所幸有一条从越南海防通往中国云南的米轨铁路——滇越铁路。缪崇群辗转多日，绕道越南海防，经河内、安沛、老街等地，最终进入中国云南。又继续沿滇越铁路北上，经碧色寨火车站，换乘寸轨小火车，沿个碧石铁路西行，于1939年9月抵达了一个闭塞而宁静的小镇——石屏古城。从此，缪崇群执教石屏师范学校，短短一年间写下了一本被他视为“嫡子”的散文专著《石屏随笔》。此书初版于1942年的上海，收入巴金主编的赫赫有名的“文学丛书”。也许因为战争的缘故，当作者结束石屏的教书生涯，辗转到了抗战大后方——陪都重庆时，只收到了从上海寄来的唯一一本《石屏随笔》。第二年，缪崇群把手中的那本“孤本”进行勘校修定，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了此书。此后，作者便在贫病交加中不幸去世了。

张勤文还在该文中透露了一个“天机”，他收藏着一本《石屏随笔》，那是他于1948年从舅父那里获得的一本渝版珍本，虽然“已经被蠹虫残蚀得千疮百孔”，但经他多方搜寻、论证，确认已是云南的“孤本”了。

自从获此“信息”之后，寻找《石屏随笔》就成了我人生中一种难以压制的欲望和悬念。我清晰记得，在读了张勤文的文章后，我对《红河文学》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梦想通过该刊的编辑老师寻找到张勤文先生，从而实现一睹“孤本”真容的梦想。但因我的疏懒，给该刊编辑部所写的信刚刚开头，却因一个更大的诱惑飘然而来——上海学林出版拟再版我的纪实文学《摇晃的灵魂》，我继而投入了紧张的改稿之中，从而中断了对《石屏随笔》的寻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寻书的梦想就此消亡，相反我对该书产生了千百种猜想：缪崇群在该书中写了异龙湖吗？写了海菜腔吗？写了袁嘉谷吗？写了小火车吗？写了花腰彝吗？……我获取此书的愿望越加迫切。为此，我日日夜夜在孔夫子旧书网搜索，从不间断。几年过去了，依然没有获取该书的蛛丝马迹，那书如同一个人间幻影，不知何时才能重现？后来我又设想，如果能亲自到石屏找到张勤文先生借阅半天，或者设法完成一个手抄本，那不仅圆了我的阅读梦，更大的可能是我重新发现了一个关于石屏的文学世界，那是一种多么新奇的视觉与心灵都获得某种滋养的体验？ 

可惜我最终没有下定决心去石屏寻访张勤文先生，因此让我大半生的寻书生涯竟然缺失了最精彩的一页。但我并没停止寻找此书，依然坚持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寻。也许是我坚韧不拔的精神带来了应有的回报，大约在2008年11月，我终于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一眼瞥见了《石屏随笔》的踪影，匆匆下单之后，没几天就收到了一本崭新的书，那就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9月推出的“旧版书系”中的一本。

带着对重现石屏八十多年前“历史图景”的极其渴望，我翻开了此书。在我匆匆阅读了该书的前言后记之后，方才知道，无独有偶，当年看了《红河文学》杂志上那篇文章之后，我省著名作家、诗人周良沛先生也悄然开始了他的寻书之旅，他从昆明直奔国内藏书之冠的北京图书馆，在无结果之后，又追寻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该馆同样未藏此书。周良沛带着失望返回云南，追寻到西南联大遗存下来的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也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周先生想到了此书渝版的诞生地——重庆，便又满怀信心地追寻到了重庆图书馆，可是依然白跑一趟。周先生心想，按理来说，《石屏随笔》在四十年代就拥有了两个版本，而且都是在上海和重庆这样的大都市出版的，因此，该书无论如何不可能从人间完全“蒸发”。周先生最后想到了上海，想到了首次推出该书的巴金先生。可那时的巴老，已因年老体衰躺在医院的病房里疗养，即使是巴老的友人前去探望，虽经特批，也只能隔着玻璃窗瞥上一眼，若想“对话”，根本不可能，更不用说追问什么老版本图书之事了。当时，周先生寻书的热情几乎降至了“冰点”，万般无奈之下，他又找到了巴老的养子——著名出版家李致先生。可惜，李致先生也无此书，但他建议周良沛继续在上海“想办法”，应该能在该书的首次出版之地，“挖”出《石屏随笔》。果然，后经诗人宫玺的多方寻访，终于在上海徐家汇图书馆并不开放的善本图书中，找到了渝版的《石屏随笔》。于是，在周良沛先生付出了艰辛的抄录和校勘之后，终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滇版的《石屏随笔》。于是，才有了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的“惊人发现”。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翻开《石屏随笔》的第一篇《名邦》之时，我仿佛与缪崇群一起，在八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乘坐在“玩具”一样的小火车里，“古鲁古鲁”地向前滚动，一路向西，在行驶了好久好久之后，只见车窗外面，虽然“月光如银粉洒在大地上”，但在铁路两旁竟然看不到任何一点灯火。一直到小火车从异龙湖畔走过时，又才看见一条被月光“镀亮的湖水”，指示着小火车“渐渐深入了一个神秘而恐怖的腹地”。当缪崇群下了火车，走出车站，只感到“微凉的月光”把他的影子“第一次映在石屏大地上”。

缪崇群在石屏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待到第二天清晨，他发现石屏不但一点儿不“恐怖”，相反是一个可爱的地方。他看到一群“健壮而活泼”的青年男女走在街上，就感觉到有“一种新鲜有为的力量”，正在这个腹地里“滋生发育”着。他甚至预想到，在不久的将来，无数的俊才将从“这个绛红色的土地上”站立起来。

缪崇群迫不及待地把小小的石屏县城“巡礼”了一遍。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这个极其边远的地方，他看到城内一条条街道都很整齐，“大都是用方石铺成的，十字路口和大街上，有几座颇为巍峨的牌坊，虽然有些陈旧了，但它的匠工是异常考究和精细的”。更让缪崇群惊讶的是，举目望去，很多人家的门头上，都挂着匾额，什么“文魁”、“武举”、“状元府”、“太史第”、“观察第”、“经济科博士”和“父子同科”等，比比皆是。

在那样的日子里，缪崇群恍然发现这里的蓝天，竟然像被子一样，可以把他“盖”住，他因此“在蓝天下”做着他的“梦”，他的梦因而“也是蓝的”，以至于他对石屏的热爱竟然到了“梦不思蜀”的地步。于是，缪崇群大声地宣告他“爱上了石屏”，把石屏视为在“牧歌”中的一个地方。

缪崇群还发现这里的太阳似乎比内地的太阳更温暖，更可爱。他说：“为了太阳，我来到云南，来到石屏，这里的太阳果然是美好的”，即便是在雨天，“太阳被黯云遮住”，他的心中似乎也有一个云南的太阳，他想象那个太阳如同被“灌沐”过一样，更加新鲜，更加美好。

现在看来，缪崇群刚进入这座县城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惊异的目光和战栗的内心的。比如说，他看到自己所执教的石屏师范学校的校舍是由一座古寺改建而成的，他因而在课堂上产生了如此“奇异”的感觉：几百个青年男女坐在庙堂之上，“代替了罗汉、观音和菩萨”。而在校园里，“古远年代留下的松柏，同我们在一起生长”。在他的眼里，藏经楼“那玫红的楹柱，翠绿的椽梁，都不曾变色——也许经过几番的油饰了。镶嵌在楹柱两侧的蓝天、紫山、竹薮……永远是那么鲜明的”。

他在大街上欣喜地看到一种与北方风格迥乎不同的开放式的花轿，既不层层遮掩，密密围住，也不使用绫罗绸缎和各种绣品，“仅只是一顶罩上花红洋布的轿子”，“前面也不用轿帘”，因此“我们在街上可肆意欣赏新娘的俊丑，端祥她穿的什么衣裳和鞋袜”，更有趣的是，新娘坐在花轿中，也可“眼睛滴溜滴溜”地观看行人。缪崇群认为，这种简单的花轿让他感觉到很喜庆，很畅快，很“自然”，“合乎人情”，不像北方花轿那样“鬼鬼祟祟，躲躲藏藏”，像“耍猴”一样，让他“厌弃”和“痛心疾首”。他还看到在这里抬轿子的人，并不是真正的“轿夫”，而是一些由女人组织起来的“轿妇”。这样看上去，女人们“抬轿”，就显得比男子们“更可贵，也更伟大”了。

他还看到当地人夜行暗路时所使用的一种照明工具——几片薄薄的木板条，人们用火点燃之后，小心翼翼的拿在手里，犹如提着灯笼，或举着火炬，可以照亮前行的路。他对这种东西非常好奇，也常常在夜间使用它。他一边走路，一边点燃它，“火花”便纷纷落地，“给路上留下一点一点的红的虚线，仿佛也度量出黑夜的深沉与寥寂”。他发现这种东西在集市上有售，便向当地人打听，“终于知道它的名字叫筏烛”。他越想越觉得“筏烛”这一称呼“真是一个最恰当最好听的名字”，并由这个名字“好像想到带着光明而度过黑暗的意思”。

有的夜晚，他“常常听到吹叶子”的声音，他把它叫作“叶笛”。也就是那些少年子弟“把一片绿绿的树叶子夹在手缝和唇间，边吹边唱着”，“似呜似语”，表达的是男子心中的“一支歌”，“一首诗”。每当那个时候，他常常把头探出窗外，“望见树叶和树叶间隙的蓝天，睁着无数无数的蓝色的眼”，他“好像已经把心身整个安顿在一个歌谣的世界里”。在学校的一次集会上，当同学们演讲、歌唱、舞蹈之后，竟然有一个平时看起来沉默少语的学生登上台子，为师生们表演了精彩的“吹叶子”。缪崇群听到“那颤颤的音调，正好像微风轻轻击着寂寂无人迹的花香草长的岸沿似的”，他好像感到那种声音为他“打开了一重门”，让他“又望见了门外的青春”，让他的心中有一种昂扬的歌唱的热望。

对于作家缪崇群来说，在石屏执教的一年时间里，虽然只是他人生的一个插曲，但却是一个“精彩”难忘的插曲。他带着“北方人”的气息和气质，遁入南方一个小县城里，并很快从战乱的动荡生活中回归到一种罕见的平静。他随时搜寻着他心灵中对“故乡”的记忆。“一声猫咪”，“一声犬吠”，“一声鸡鸣”，都会唤起他对家乡的回忆，让他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和谁别离，依然在自己的祖国里”，他甚至感到“猫是家乡一样的圆圆的脸，或许就是从家乡走出来的；狗是一样的摇动尾巴，或许就是从家乡走出来的；雄鸡是一样的好斗，母鸡是一样的领着幼雏咕哝着，也许就是家乡的人从家乡带来的”。他爱上了这里的牛群。他深情地看着它们拉车，它们拉木料，它们耕田，它们还能驮货物。每逢遇着它们成群结队的迎面而来，他就站在一侧，望着“它们眼睛里闪出诚恳、忠实、憨直与驯良的光芒”。他还赐给水牛一个诙谐的绰号——“小火车头”。因为他觉得水牛的身体比黄牛庞大，当它站在田里的时候，人们也许并不觉得水牛有多庞大，可一旦在路上遇见它，就能发现它“格外大，格外重，格外笨，真的像一个小火车头了”，特别是它的“鼻子里还能发出气咻咻的声音，同火车头停下来的那种情景，可算毫无二致”。

可以说，缪崇群离开了地理上的故乡，却进入了精神上的故乡。当他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如同“小火车头”一样有趣的水牛，鼻腔里又嗅着那种土壤里混合着的牛屎马粪的气息时，他油然而生了一种回归故乡的情怀。那种气息是属于故乡的，而回归故乡之感却是属于作为流亡者和寻梦者的缪崇群的。

他每天的生活，眼有所见，心有所系，面对着一个小地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用文字磨练着他的智慧和技艺，用文学的手法，光照和提升了这座小城。在石屏的日子里，他的文学创作，如同“井喷”一样，迅速写下了一系列散文。

从缪崇群的文本中我很快发现，在那里，他的心灵对石屏的事物发生了深刻而亲切的认识，他年轻的生命在这里成长着。那时的石屏，虽是一个处于抗战大后方的一个小县城，远离战场，没有恐怖的枪炮声，没有弥漫的硝烟，但这里并非“世外桃源”。他对这个“南蛮”之地的一切见闻，也不局限于一时的好奇、着迷和赞美，他内心有一种召唤，反思，探索，在精神上不断超越自我。有一次，他看到一大批黄褐色的牛群从元江、磨黑一带，驮着盐巴来到石屏，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并不平坦的土场上歇息下来。牛群们“如同一队完成了任务的辎重兵，在到达目的地之后也不胡闯乱跑”，它们“有的伫立着，有的低着头吃着散在脚边的干稻草，有的伏着，有的在思想着什么似的空口咀嚼着”。那时候，缪崇群长久的站在那个牛场上，暗自呼唤着它们，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同伴”，寄托着他对牛群的无限同情。一直到夜深人静，他回到学校，仍能听到零星的叮咚叮咚的一种深沉的“梵音”。他关切地想到：“有几头牛大概还没有睡去”。到了第二天早晨，牛群走了，场地空了，只剩下一些“狼藉的粪堆与草梗”，那一切似乎蕴含着他对牛群的深深“怀念”。那时，他想到牛群“是我们的战士”，是“我们的力夫”，是“我们的建设者”。他甚至“胡乱”地想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有一天，缪崇群在一家旅店门口看见“一个面目黧黑的人”前来住店。开始的时候，缪崇群以为那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乞丐”，并没引起他太多的注意。后来，当他听到那个“乞丐”为了一间“干房”（没有铺盖的房间）的住宿费，不停的与店老板讨价还价，以致店老板“不耐烦”了，“叹了一口气”，才同意以最低的房费允许他住店时，他才发现那个“乞丐”一样的“过客”，还带着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才十岁左右，肩挑“一担破棉絮和一筐烂旧的东西”。另一个孩子年仅五六岁，跟在大孩子后面，“蓬蓬的长头发，盖着两片黄蜡般的耳朵”，“脚似乎已经破了”。缪崇群不忍心再打量这个孩子的其他地方，只觉得“这是一个没有了血和肉，仅仅是一个皮包着骨头的可怜的孩子”。眼前的一切，使缪崇群陷入了沉思，“他们的样子，他们的眼睛，告诉了我更多更深刻的事情。他们日也走，夜也走，翻过山，越过岭……走了许多时日和路途，但还没有到达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在人生旅途上作了三十多年过客的我，自己禁不住地轻蔑着自己了……同情、怜悯与祈祷，都是同样脆弱无用的东西。我应该同情没有同情的同情，怜悯没有怜悯的怜悯，祈祷没有祈祷的祈祷，我相信的也只是没有信仰的那种信仰。”

在石屏，缪崇群还听到了一个关于蛮烟瘴地的故事，似乎有点儿类似于“幽灵或魔怪”的传说。他把它写下来，让我们今天如同看到了一篇西方推理小说“鼻祖”——爱伦坡的作品。这篇散文的标题叫《瘴疫》，讲的是一个边境地区的“夷人”（少数民族），“疲惫地走了十多天的山路”，当他来到石屏县城西边二十多里的一个村寨时，天色已晚。于是，“夷人”打算投宿。让“夷人”没想到的是，那一带正流行所谓的“瘴疫”（一种恶性疟疾），死亡了很多人，有的村寨和人家甚至濒临灭绝。那时，“夷人”一个人走进村寨，看到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关得紧紧的”，没有“一个人影”，唯有一家的大门“虚掩了半扇”，他便冒然进去探问。他感到整个院子里“阒无声息”，让他未免有些悚然。但仔细一看，只见“堂屋和厢房都很整洁”，心里便生出几分庆幸，无论如何，今宵总算找到一个可以寄宿的地方了。但就在那时，从一边房里忽然发了一声问话：“哪一个?”

那声音虽然非常细微虚弱，但确凿无疑地表明“这一户人家并不是空的”。“夷人”立即回话，说明自己是一个过路人，要在此地借宿一夜。“夷人”一边说一边走近那间房屋的檐下。“从窗格看见房里的床上躺着一个衰老的妇人”。

那老妇人又慢慢说：“灶就在西首，你必定饿了，自己去烧点东西吃吧。”“夷人”一听，被深深感动了，一时忘了自己的疲惫与饥饿。紧接着，老妇人又说：“你弄好了饭，就烦你一下，请把我背到后房的楼上去。”这句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仿佛装进了他母亲的吩咐一样”。“夷人”知道老妇人一定是病了，已难以移动身子。那个时候，“夷人”并不是感激，也不是为了报答什么”，只感觉到自己能够“替病人作一点事，这种力量和动机，可以说是从心里自发出来的”。

“夷人”小心翼翼地背起老妇人，只感到那个老妇人的体重很轻，“还不抵一捆柴枝”。他按照老妇人所说的方向，背着老妇人“转过一个旁门”，“走上楼去”，那个地方似乎有一种“使他发瞠的魔力”。果然，当他走到楼梯口时，一抬头，“猛的看见四个死尸笔挺挺地躺在楼板上”。他当然被吓得不轻，但总不能一把甩下老妇人就跑。他也不晓得背上的老妇人还有没有气息？更不可能知道“楼板上那四个死人是谁呢？”

那时的“夷人”，也许曾这样寻思：那一定是老妇人的亲人们，但老妇人“已经不能动弹”，她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上楼“去看看他们”。恰好“夷人”的到来，帮助她实现了一个“梦想”。在完成这个行动后，“夷人”悄悄离开了那幢“死屋”，继续走在夜路上，他边走边猜想屋里的死人“如今该是五个了吧？”

这个关于“死亡”的故事，让我阅读起来，步步惊心，句句心疼，长时间难以平静。其实，仔细想想，这个故事凸现出了苦难中一种近乎绝望般的爱，老妇人对借宿者的爱，对死难亲人的爱，同时也凸显了作家缪崇群那颗赤诚而博大的爱心。事实上，在缪崇群的书中，不仅仅这一篇作品凸显了“爱”的主题，其它诸如《鸱枭》《做客》和《出世》等篇章，让我们面对那些来之不易的文字时，就会有一种贴近肌肤的感觉，一字字、一句句打开了我们全部的感官，让我们面对那些遥远的人和事，浮想联翩，泪流满面，开始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爱的体验，进而“点燃”了我们对一座高原古城的刻骨铭心的热爱之情。

可以说，《石屏随笔》的作者缪崇群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爱者”，他爱苦难中的祖国，爱苦难中的异乡，爱苦难中的大众百姓。但对于现在的一般读者而言，缪崇群却是一位闻所未闻的作家。好在周良沛先生在编辑滇版的《石屏随笔》中收录了巴金先生纪念缪崇群的一篇文章，作为该书的“代序”，从而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几乎被时间堙没的现代作家。

缪崇群是新文学时代著名的散文家之一，虽然在世仅38年，却写下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如《晞露新收》《归客与鸟》和《碑下随笔》等，有的篇章已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名作。当年，巴金先生称缪崇群是“一个善良的友人”，对他的散文创作极其推崇。因此，巴老在主持赫赫有名的《文学丛刊》时，将缪崇群的作品与鲁迅的《故事新编》、曹禺的《雷雨》、艾芜的《南行记》等作品，共同纳入同一套文学“白皮书”之中，可见缪崇群的作品在当时已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缪崇群与巴金因此有了很多“亦师亦友”的交往，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在缪崇群病逝后数天，巴金匆匆赶到重庆，“却只能看见一堆新土和两个纸制的花圈”，他在墓前痛哭，深切哀悼缪崇群：

永别了，我纯洁善良的友人。你给我们，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九本小书。那些洋溢着生命的呼声，充满着求生的意志、直接诉于人类善良的心灵的文字，那些有血有泪、有骨有肉、亲切而朴实的文章，都是你的心血的结晶，它们会随着明星长存，会伴着人类永生。

在缪崇群短暂的一生中，他已把石屏视为他的第二故乡，为石屏留下了这样一部数万字的散文名著。这样的作品，不仅是石屏的“社会史”和“风俗史”，其实还是缪崇群的“心灵史”。它把缪崇群在石屏的人生故事、精神历程和一些带有启示录似的人生哲理，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文本价值，无论过去和现在，抑或未来，对于石屏，对于云南来说，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我不断阅读，仅仅半个月就把它从头到尾“深耕”了几遍，如同在一片面积不大的土地上，发掘出了许多深藏其中的各种秘密。我们的生活太需要这种秘密了，它让我们的现实时光往回延伸，延伸，延伸，如同大地的探头一样，转身探入那些逝去的时间，猛然发现在那些早已丢失的事物身上，堆叠着诸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价值”。

也许，我们对“今天”的生活太逼近了，因为缺少必要的距离，我们对眼前的一切反而看得更模糊更混乱，更捉摸不定。因为有了这些“秘密”，我们似乎找到了今日生活的来由、立场、位置和某些原则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由于有了一个记忆的宝库，我们因而成了一个忠诚的守卫员，有了“身份”，有了使命，有了责任，有了担当，我们看待自我和世界的视角也就不太寻常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灵魂也因此健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