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与吴梅争吵。每次都是因为酒精。闹了那么多年，我真的已经身心疲惫，我用疲惫为自己开脱，感觉自己才是最大受害者，并没有丝毫忏悔。“那就算了。”挂了吴梅打来的电话，我心底发出这个声音。办公椅被我用力往后倚靠，摇摇晃晃，吱吱嘎嘎响着。顾不得明天，或者以后某一天，这把椅子真会同我一起散架，对手机屏幕上无休止地闪亮着备注为“小梅”的来电，我依旧置之不理。

办公室终于安静下来，我起身准备给自己泡一杯绿茶，等水沸腾的时间，我没有离开饮水机，而是站在旁边，用大拇指和食指用力掐自己的鼻梁。我的宿醉，只能靠喝绿茶去清醒。紧裹的茶叶在热水中慢慢展开，像瑜伽教室里的学生那样舒展，一股清香灌进我的鼻腔，沉闷的脑袋，仿佛也舒畅一点。我自言自语：“幸亏这世上有茶叶。”“茶叶比女人善解人意啊！”。

没等我啜一口清茶，电话再次响起。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以为又是吴梅打来的。我不再接她的电话，她会发疯，另换一个号码打来完全是她的做派。

“跟你说等我回家再说。”我接通电话，没等对方开口，没好气地说。

“请问是波沙吗？”电话里传来一个老迈男子的低沉声音。

波沙是我的小名，除了族人，没有人这么叫我。而我对这个声音没有任何印象。我快速回忆，从外公外婆，到姨妈舅舅，还有那些母亲的表亲，更遥远的亲戚，甚至是村里所有上了年岁的老人。我像在一望无际的海面，在海面回荡的浪声里搜索，希望这个声音是偶尔飞过的海鸟在叫，能清晰我的记忆。可是没有，海面上没有飞过海鸟，这个声音也没有从我脑海里划开少许波纹。我压制着宿醉的不适，吴梅带来的不悦，以及充满疑虑的不安，放低声音礼貌地问到：“您是？”

“我是爸爸。”对方说得极难为情，宛如我是他的私生子一样充满了羞耻感。

我的脑袋像每场科幻片开幕那样，无数圈圈线线在打转。我们都陷入沉默的泥潭，不能动弹。

一个消失了40年的人突然出现，犹如晴天霹雳。

父亲离开那天，是我三岁生日。那是一九八零年五月十八日，蒙城酒家。我们那时过生日是没有蛋糕的。每年的这天，我们一家四口都会到蒙城酒家吃一顿饭。 

“我要走了，”那时父亲的声音还年轻，明亮。父亲端着一杯劣质白酒，在空中晃了一下，但没人和他碰杯。

“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他们。”他接着说。

他们是我和弟弟。那时，我正坐在母亲身旁一个没有靠背的圆凳上，津津有味地啃着一只烤得焦黄的鸭腿；而弟弟，被母亲紧紧搂在怀里，用他吸盘一样的嘴唇，吮吸着母亲干瘪的乳房。他快满一岁了，会吱吱呀呀叫“爸爸妈妈”或者龇着牙哭闹。母亲对父亲的交代默不作声，她低着头，凌乱的发丝偶尔落在弟弟脸上……脑海里闪现着这些画面，我努力把它与电话里的声音联系起来，我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来自那个40年前晃动酒杯的男人。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问。

“村子里还有一帮老兄弟可以问询问。”他老泪横秋，颤颤微微地说到。

“所以你一直可以联系到我们，却40年保持沉默？”我又回到那把跟我一样怨声四起的办公椅上坐下，我努力压抑着怒火和委屈。这来自灵魂拷问的简单句子，让电话那头闭上了嘴。我们同时沉默，也许过了2分钟，或者更久。

“我想回去。”他终于还是说话了。

“我先去忙。”我用四个字结束了这次通话。

我把手伸进抽屉深处，握紧那支我恐惧了大半辈子的“钢笔”。钢笔的存在证实了世上确实存在过这个人，而我身上千真万确流淌着他的血液。

父亲离开时把一支钢笔递给我说：“拿着，留个念想。”当时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怕父亲的腿，怕他的胶鞋，即使他那晚超出以往任何日子的温柔眼神，还是让我惧怕，所以我一个劲儿点头。我把它放在枕边，后来放到我的书桌里，再到办公桌抽屉里。而且在我几十年等待中渐渐明白了父亲所谓“念想”的含义，直到后来，我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而我的弟弟波嘎，是从未见过它的。

为了确认波嘎有没有接到跟我一样的电话，我主动打电话给他。

“哥，有事吗？”弟弟很快就接了电话。

“最近忙不忙，今年能回家过年吗？”我尽量保持镇定，像平常寒暄一样问到。

“很忙。过年尽量要回来，一年才有那么几天可以跟母亲和你呆一块。”弟弟说。

看他没有一句谈起父亲，我悬着的心踏实不少：“那就过年再聚，照顾好自己，不要让母亲担心。”

“哥哥是大孝子，照顾母亲全靠你了。”波嘎又说。

“我们都是。快去忙吧，等你回来再聊。”我结束了对话。

一整天，我的脑子都像被重物撞击后一样混混沌沌，工作十分不在状态不说，还非常担心母亲。可是我不能像试探波嘎那样试探母亲，我务必要见到母亲。

吴梅看到准时下班的我，十分吃惊。多少年我没有按时回家，反而应酬，酒醉，拉着一张愤世嫉俗的臭脸才是常事。但是今天的我失魂落魄，一进门就冲进卧室。吴梅穿着毫无美感的睡衣站在门口盯着我，默默不语，更像在等我的灵魂返体。自从儿子出生，她就辞去工作，全心在家照顾我和儿子的起居，也是从那时起，她变得疑神疑鬼，变得唠唠叨叨，变得不修边幅……

“我搬去母亲那里住一段时间。”我一边说一边把衬衣和深色裤子从衣柜拿出来，放进行李包。吴梅一直追我到门口，她一定有无数的抱怨和愤怒要发泄，却被我无情地堵在嘴边，她两片丰满的嘴唇一张一合却未吐出半个字。

我满脑子是电话里低沉的声音：“我要回来。”

“我得先处理一些事情。”我丢下这句话，完全不顾吴梅的反应，自私地扬长离去。

再没有什么时候，我比现在更强烈地想回到母亲身边。我那瘦弱矮小的母亲，水分在她的皮肤里一天天蒸发，下垂的眼袋，让她看起来比63岁更显苍老。她走路越来越慢，个子越来越矮，我陪她散步时，总要低着头，总要放慢脚步。她的脸像糊上了强烈胶水一样，永远张不开一个笑容；她在昏暗的灯光下永远缝补不完我和弟弟破旧的衣服；她总在锅里翻炒饭菜，铁锅被锅铲铲得哐啷直响，再用不锈钢盆盛放饭菜，摆放到小木桌上，看我与弟弟狼吞虎咽吃饱后，才叮叮当当把盆边的饭刮到她自己碗中……有关母亲的记忆一幕幕浮现出来。

我驾驶着白色越野车，穿过城市的大路，穿过乡村的小路。我引以为傲的3.0排量，在超过无数车辆后，在驶向母亲的住所——我的出生地时，变得疲弱不堪，小心翼翼。我在怕什么？我重重给了自己一巴掌。但是很快，童年的记忆又爬起来，向我袭来。

小时候，我会倚在门边的土墙上，回忆父亲的样子，期望他有一天回来，带给我们暖和的衣物，可口的食物。小我一岁的弟弟偶尔会陪我等一会，不多时又自顾自玩去了。我问弟弟想不想父亲，他总是睁大眼睛望着我说：“不知道呀，我记不得爸爸的样子。”那时候，我就会坚定地告诉他，父亲会回来的，我们要长出息，那样父亲就再也不会离开。那样的等待持续到我上了初中，离开家去住校。

母亲那间低矮的土房在我工作后被改造，但每次进家前，我总要站在门前，仔仔细细想象它原来的样子。母亲不知道我要回来，我进大门时，她正抱着红薯藤扔进猪圈，那个矮小的身影，在家里走来走去。她一辈子都在忙碌，做着照顾别人的事。我跟弟弟长大成人以后，我意识到母亲这种照顾别人的习惯被刻进她的脚底板里，她干瘦的双手里，她用它们不停劳作，证明她自己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她是第二次扔完红薯藤，从猪圈返回时才看到我站在屋前的。她站在我对面，抬着头看我，她的脸上没有因为衰老和松弛变得放松。她又警惕地看我手里的行李，就像我提的不是行李，是要拆卸她的猪圈的工具一样。

“今天不是休息天吧？”母亲一脸疑惑地问我。

“不是，我想回来住几天。”我一边走近母亲，一边说。

“又吵架了？”母亲的脸越发阴沉。

“又因为你喝酒吧？”

“吴梅是好女人。”母亲不等我回答自顾自说着。她也知道，我不会做任何回应。

“没吃饭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母亲总要问这句，好像人这一生就吃饭这件事是头等大事一样。

“我也没吃，饭刚煮熟。”母亲又说。于是我坐在母亲的小饭桌上，开始吃母亲做的饭，一个炖豆腐，一个青菜汤，母亲煎了两个荷包蛋端过来，在我对面坐下。

40年前，这样面对面坐着吃饭是四人，发生在蒙城酒家。

父亲盯着坐在他对面的我们母子三人，那移不开的目光，我看不懂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迟钝了，还是其他什么东西。三岁的我，随时关注父母的情绪，并不是因为我有别于常人的理解能力，也不是我能与我这对整日争吵的父母之间产生什么共鸣，我只是担心，父亲会突然朝我踢来的大脚，或者远远飞来的胶鞋。就像那一次，我坐在矮小的土屋门边，一个四条腿不齐的木凳上吃芋头白菜汤泡包谷饭。我像吃大餐一样狼吞虎咽，因为我总是饿，我得赶紧吃完，以便去盛另一碗汤。汤已经所剩不多，一个个圆圆的小芋头已经露出汤面（大一点的芋头得拿去集市卖）。吃完一大碗饭的父亲开始数落，为什么总是吃包谷饭。

“你这个穷地方，天天吃这个鬼东西”父亲把碗摔在饭桌上，对母亲骂到。

我看向母亲，她在灶台边瑟瑟发抖，低着头嘤嘤哭泣。我也被父亲的骂声惊吓到，在小板凳上晃动了一下，往后仰的身体，差点因为失去平衡向后摔倒。可是稍微坐正，我又开始吃我的饭，喝汤的声音哗哗直响。

“我早晚会离开这个破地方。”父亲又说了一句。

母亲不再沉默，跑到饭桌旁边哭边骂：“你没有本事，只会怪我。”那时，母亲的肚子已经很大，像揣着一个成熟的大西瓜。那是我快要出生的弟弟。父亲涨红了脸，向母亲抬起拳头，他看着母亲滚圆的大肚子又把拳头放下。这时我不合时宜的喝汤声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他脱下胶鞋，朝我扔来。这次，小板凳没有稳住，我连人带凳摔得四脚朝天，大半碗包谷饭撒了一地，小板凳，小芋头，小小的我像被暴风雨刮落的树叶，七零八落地铺满我家小小的房子里。母亲在我之前发出哭声，接着我才含着半口没咽完的饭哭起来。我仍然不懂母亲为何哭泣，我的哭泣很简单，为打翻的饭，怕自己不得吃而哭。连片的哭声赶走了父亲，我在他远去的背影中慢慢爬起来。母亲又给我添了一碗饭，她看看装汤的碗，把包谷饭倒进剩余的汤里，母亲叫我过去，坐到父亲刚才的位置上，她吸了一下鼻涕说：“吃吧，快点长大。”我第一次用大碗吃饭，无比自豪，感觉刚刚摔倒的疼痛已经飞到九霄云外，脸上的眼泪还未干，我又吃得有滋有味起来……

我扒一口饭，看一圈母亲的房子，我在追忆童年往事，也在搜索住在童年里的父亲的样子。

“妈！”

“有事？”知儿唯母，母亲已经猜到我有事要说。

“这么多年你一直单着，是在等父亲吗？”我憋了半天才说出这句话。

母亲突然抬起头看着我，大概跟我一样，她也把那个男人掩埋太深，需要挖掘，翻找才能从记忆堆里挑拣出来，而且有关他的一切已经老化得一碰触就会破碎。

母亲因为皱纹看起来稍微柔和的表情淡然无存，她的双眼越发深陷，像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面不知会跑出来一只可爱的兔子，还是一头凶狠的野兽。“你跟波嘎要吃饭，我没时间想别的事情。”母亲在用沉默努力压抑怒火后才说出这句话来。对母亲这样的回答，我无言反驳。

虽然宿醉让我不适，我还是倒了一小杯白酒陪母亲。我记不得母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喝酒的，只记得她开始泡药酒，每晚睡前喝一小杯。每次喝药酒，母亲都会倒一点在手心里，揉她的腰。上了小学，这个工作由我完成，她的背又瘦又白，我一用力，皮肤就会发红，母亲轻轻呻吟，之后缓缓把腰伸直，好像这药酒真的是神丹妙药，能让母亲的腰疾得以缓解。小时候我偷喝过一次母亲的药酒，很苦很辣。长大后，我却被这苦和辣纠缠，说是无奈也是无奈，说是我不可自拔也是不可自拔。父亲喝酒，母亲喝酒，我也喝酒，我找不到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冥冥之中，又似乎有脱不了的关系。

我敬母亲，却意识到，我跟母亲喝酒从来不碰杯。

40年前，也没有人跟父亲碰杯，劣质的白酒就越发呛辣。父亲把白酒倒进嘴里，杯子空了，他皱眉挤眼半天，憋得满脸通红，那潮红漫延到他的眼球，耳朵，脖子。他突然睁开眼睛，不耐烦地说：“波嘎都会满地跑了，他吃奶也该有个数。”被他这么一说，母亲的乳房就更分泌不出多余的奶水，波嘎吸不到，用那亮锃锃的四颗门牙使劲咬了一口母亲的乳头。母亲打了弟弟一巴掌，嘴里念着：“这死孩子。”鲜血在母亲的乳头上晕开，母亲的眼泪这时才流下来。她找到了流泪的理由。弟弟不像母亲那样怯怯地哭，他张大嘴嚎啕大哭，要挟那血淋淋的乳头能再次回到他嘴里，被他独享。这次母亲没有迁就弟弟，拉下早已经变形，松松塌塌的胸罩，把乳房藏得严严实实。没有奶吃的波嘎，好像明白了母亲的坚决，识趣地停止了哭闹。他把眼睛转向我，准确地说是我手里的鸭腿，那眼神像极了盯着包谷米的大公鸡。我用力咬了一口鸭腿，下意识把鸡腿放到身后，却被母亲一把抢过去，放到波嘎手里。

我不懂用眼泪争取自己的权利。最先我是用过这个法宝的，但它在我手里像失灵一样，没有任何作用，每次等来的都是不同人同样的话：“你是哥哥，波沙。”外公这样说，外婆这样说，母亲这样说，连一字如千金的父亲也这样说。所以我不屑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自取其辱。我低着头，开始拨弄自己的手指，油乎乎的手指头上，还有烤鸭的余香。

“吃这个。”父亲没用筷子，直接用手抓起另一只烤鸭腿递到我面前。我没伸手接，怯怯地看向母亲，又再次盯着那只鸭腿。我相信，我盯着鸭腿看的眼神跟波嘎的一模一样，绝不逊色。而父亲那只又黑又瘦的手掌完全被我视而不见，谁会在意它是不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那个叫“波沙的哥哥”施了一次魔法。

“拿着，今天是你生日。”父亲像在训斥一样说到。

“波沙，你是哥哥，以后要照顾母亲和弟弟。”父亲又说。父亲这番话，跟母亲一年前第一次用大碗给我装饭的分量一样重，也让我为自己做哥哥而深感自豪。

但是我才三岁，对“照顾”没有更深远的理解，我一边吃鸭腿，一边点头。才不管父亲话里的意思，也不管父母死寂一般的沉默。

弟弟波嘎后来当了兵，至今仍然留在部队。如果父亲没有离开，波嘎肯定是他的骄傲。但是，弟弟却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他结婚前经常取笑我：“你思念的，爱着的，伟大的父亲永远不会回来了。”40年，我也渐渐默认了波嘎的预言。

谁也想不到，他还是出现了。我打算先试探母亲的想法和态度，再跟弟弟说父亲。至于那个男人，会不会捷足先登，在另一个儿子那里寻求希望，我想过，又马上否定了。他走的时候，波嘎只有一岁，一岁的记忆聊什么？怎么叙旧？总不能说：“儿子，你小时候很能哭。”那简直就是扯淡，哪个孩子小时候不爱哭呢？

我又倒了一杯酒，母亲一边劝我少喝酒，一边又把她没收的酒瓶再次递给我。

我喝酒，好像是为了去填补和温暖血液里的寂寥与冰冷，又像是在延续着某个人的嗜好。而且每一次都喝得不省人事。为这个，妻子说受够了，在经历一晚晚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在次日流尽委屈的泪水后，她发出最后声明：“要么戒酒，要么离婚。”我的保证一次次失效。这个曾经温柔隐忍的女人，终于变得暴躁，是我把她逼成这样的，我们都清楚这点。

那天父亲喝了几杯我数不清楚，三岁的我只记得一瓶包谷酒被他喝得精光，最后父亲也像他手里的酒杯一样摇晃。我看着摇摇晃晃的他，吃完了那只鸭腿，波嘎也在他的摇晃时间里不知不觉睡着了。母亲没有吃任何东西，临走时，向服务业要了几个塑料袋，把残羹剩饭一一倒进塑料袋里。

从父亲离开以后，母亲就开始从各种宴席带回剩饭剩菜。她分拣后，一部分让我跟波嘎吃，一部分喂猪鸡。没有文化的母亲，每天背着波嘎，给饭店洗碗，结束后把波嘎换到胸前背着，后背背那些剩菜剩饭。记忆里母亲的背上，从来没有空闲过。直到成年后有一次在等红绿灯时，看到一个骑电动摩托的女人，用背带把2岁左右的孩子捆在腰上，孩子已经熟睡，身子歪斜着，女人不时用手探试，扶正孩子以保证安危时，我才深刻领悟，天下的女人都有“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的力量。母亲如此，路人母亲如此，吴梅亦如此。

母亲干活时，把波嘎放下来让我看管。我站在旁边玩水，弄湿了衣袖，波嘎尿裤子，蹒跚乱走；母亲看着湿哒哒的我和弟弟，用力打我屁股，我和弟弟大哭，母亲打着打着也哭。她凌乱的头发，沾满油渍的衣服，哭花的脸，让我觉得她很丑陋，我恐惧那样的母亲，讨厌那样的母亲。直到回到家里，她帮我和弟弟换上干衣服，自己用洗衣粉清洗头发，在黑暗里擦洗身体，然后哄弟弟入睡，那时，我又极爱母亲，觉得她是个美丽的女人。

喝完酒，我和母亲道了晚安。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间，不再像小时候一样，挤在父母的房里。

躺在床上，我才开始看手机：“哥，爸给我打电话了。”是下午波嘎发给我的消息。我猛然翻身坐起，脑子里被轰炸般变得硝烟四起。

“他说了什么？”我回复。

“他想回来。”波嘎说。

“我们通电话吧!”波嘎又说。

“我在母亲这里，明天我打给你。”我继续发消息。

“先不要让母亲知道。”我补充到。

简单跟波嘎聊了几句，我又重新躺下。黑夜让视线模糊，却让内心的东西越发清晰。40十年前那晚，父亲最终还是同我们回了家。母亲背着弟弟，拉着我，提着打包的剩菜剩饭，跟在摇摇晃晃的父亲身后。那晚的风很凉快，没有下雨，路边的蛐蛐在草丛里叫个不停。夏天，昆虫总是很活跃，它们不管人间的苦闷，各自欢庆，开演唱会一样卖弄着歌喉。

回到家中的父亲，摇晃着身体开始收拾行李，显得十分迫不及待。发黄的衬衫，褪色的长裤，一些他退伍时留下的徽章，笔记本，还有母亲给他织的咖啡色毛衣。他把它们放进一个油腻的帆布包里，他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都打包，要带着它们奔赴自己的梦想生活。

上大学的我，想去寻找父亲。去问清楚他为何离家出走？为何一直未回？如果当年他跟母亲领了结婚证，他是否就不会走得那么坚决？就会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甚至想以登报的形式告诉他，他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希望在世界某个角落的他看到后，会回心转意，回到他认为绝望透顶，穷困潦倒，而今在渐渐变好的家里。但是，他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就走了，从未来信，从未问候过他的女人和孩子。也许他一直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不是在村里有一般老弟兄打探。苦涩的泪水浸湿了枕头，我却不能大声哭泣，我不明白这泪是因为母亲40年的等待，是我对父亲掺杂着畏惧的爱，还是自己一地鸡毛的婚姻。 

我曾经把那支钢笔扔了，我觉得它所谓的“念想”根本没有意义，它没有把父亲的模样刻印在我脑子里，他越来越模糊，没有了眼睛鼻子和嘴巴，没了肤色，没了身高，就连声音是洪亮的，还是沙哑的记忆也没留住。我最终又把它捡回来，鬼使神差，莫名其妙，愤怒和不甘心。如果不是从天而降的电话，我大概也会忘记这只钢笔。

收完行李的父亲，如释重负，他环视一贫如洗的家，凝视他常坐着吃饭的那个位置，还有在厨房发出乒乒乓乓响动的母亲。这个家其实只有一间房，所谓的厨房就是靠墙南边用转头砌成的一个灶台。墙是泥土筑成的，下雨天，总掉下一些泥屑，母亲总要按时清理它们。我经常看着这些泥屑，担心有一天整面墙会坍塌，那样，我们就只能在露天下做饭和睡觉了；卧室，是靠拉着一块藏青色粗布帘子隔着，里面放着一张大床和一张用木板搭成的小床。没有衣柜，全家人仅有的破衣烂衫被几个木箱子装着。父亲把整个家的一切尽收眼底，他对母亲说：“早点睡吧！”。每每听到父亲说这句话，我就得乖乖上床睡觉，就算憋着尿，睡一夜的湿床单，我也得做出熟睡的样子，不然，总少不了皮肉之苦。那晚，睡着的弟弟又被放到我的小床上，他发出哼哼唧唧的呢喃，在母亲轻轻拍打他的背后安静下来。后来那张大床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响和父亲粗犷的喘息，我又想起蛐蛐的演唱会，这同样是一个狂欢，来自人类的。但是今晚，这样的狂欢无比悲壮，因为我听到母亲啜泣：“你何时回来？”父亲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他是无法预测自己回来的时间，还是压根就不想再回来。他闷咳一声说：“睡吧！”

一切安静下来后，我推醒了弟弟，他开始哭闹，母亲起身把弟弟抱上他们的大床，父亲开始打呼噜，我才把屁股从冰湿的床单上朝刚才弟弟睡的位置挪了一下，暖意和困意一起袭来。

“我想回来”。这句话我要怎么告诉母亲。我被这句话折磨到半夜，在酒精的作用下才慢慢睡去。

从母亲的住处到单位，多了1个半小时的路程。我比往常早起，但是母亲已经起床，给我煮了面条，要去扫院里的落叶。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五味杂瓶在翻滚。我匆匆忙忙来到车前，几片落叶铺在挡风玻璃上，我拿掉它们，驾车前往单位。

又是那个时间，那个电话号码再次打来。这次我知道是那个自称是我父亲的人。

“波沙，我老了，一身疾病，不能再外出打工，没有经济收入，他们嫌弃我是累赘，我得回到你们身边……”这次，他没了上次的羞涩，像一个威风十足的上级，命令下级去完成某种任务。

“等等，他们是谁？”我厌烦他用那样的口吻跟我说话。

“我离开你们以后，一直在外打工，后来认识了你阿姨，她有3个孩子。我供他们读书，现在他们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庭，说与我没有血缘关系，不应该赡养我……”他毫无顾忌跟我诉起苦来。

“哈哈！”我无理地大笑起来，却只字未答。那个让我忌惮了40年，留下心理阴影的父亲，居然厚颜无耻，低三下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的笑声是在回应他抛弃我们的报应，是对他可怜下场的喝彩。40年前，他没有回答母亲何时回来，想必是对我们嫌弃透了，认为我们是阻碍他人生大业的累赘。没想到现如今，这又成了他的退路。

“我对你这些事不感兴趣。”我低吼到。

“波嘎现在出息了。”他知道我对他诉苦及现状不能共情，换话题聊起我弟弟。

“跟你没关系。”在得知他40年没有消息是因为有了新家后，我不再礼貌。虽然我脑子里闪过他小时候朝我飞胶鞋的场面，却不再胆怯。

“你们是孝顺的孩子，你们是我亲生的孩子，你们有义务赡养我。”他说得信心十足。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早在40年前就饿死了？”我只想赶紧结束这场对话。与一个从天而降的父亲，一个寻求落叶归根的可怜更可恨的老男人间的对话。

“我想回来。”他又说。

“我有事，挂了。”不等他回应，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办公桌上。

没过多久，短讯音响起：“哥，方便通话吗？”。

我拿起电话给波嘎打去。

“哥，我不知道小时候父亲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现在过得不好。”没等我开口，波嘎又开始说话：“毕竟是一家人，我们身上流着他的血，现在咱们条件不错，可以孝顺他了。他让我劝劝你，收留他。”“你是哥哥，你比我有文化，我们不能不要他对吧？”“你总是教导我要做孝顺的儿子。”“你不是一直爱着他，希望我们全家团员？”……波嘎说得句句在理，简直站在了道德的巅峰。

“你没跟母亲说吧？”我打断波嘎。

“还没有。”波嘎回答。

“就算是个不相关的陌生人，他老无所依，我们也应该伸出援手，哥，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波嘎讲得十分激动，让我想起他小时候龇着门牙的样子。

“这个事不要告诉母亲。”我几乎是命令他到。

下班回到母亲的家已经很晚。母亲站在门口张望，她总这样张望，等待放学的我和弟弟，等待放假的我和弟弟，等待节日回来的我和弟弟及他的孙儿孙女。有时她会多看一眼，也许是等待父亲，我们从不去询问。

母亲做的饭菜永远那么简单：炖，煮，素炒。吃过无数丰盛菜肴的我却独爱母亲做的饭菜，永远不可替代的滋味。母亲因为有我陪着吃饭变得很开心，她用大碗给我盛饭。虽然我已经43岁，不像儿时能吃那么多，但是她习惯了，怕我饿着，总让我吃饱。看着母亲小小的身体在屋里忙来忙去，我想她一个人的时候屋子会是何等安静，她也许倚在门边，倒一小杯药酒，盯着月亮看，我的心揪成一团，眼泪从胸口往眼眶直涌，又被卡在眼眶之内。

“妈，你说你怎么就不愿意去跟我或者波嘎一起住呢？”我对母亲说。

母亲说：“我习惯守着这些鸡猪，热闹。”

我向母亲要了一杯药酒，我想回味那种奇苦。喝一口我大着胆子说：“妈，如果父亲有一天回来，你愿意吗？”

母亲沉默，死寂般沉默，泪水从她满是皱纹和老年斑的脸流下来。我握紧母亲颤抖的手，“妈，不哭，我不问了。”

倒是母亲看我不再说话，对我说：“你不能老住我这里，女人哄哄就好了。吴梅是好女人，你得像个丈夫的样子，逃避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母亲像写好发言稿一样，有条不紊地对我说。

一大早，我欲驾车离开，母亲一直站在我的车窗旁：“车开慢点，别把鸡蛋打烂了。”“记得好好说话。”矮小的母亲大声交代，我伸出头来才看到她依依不舍的样子。想到她小孩时候总是背着波嘎，手里拉着我的样子，鼻子又一阵酸楚。

第二天下班，我提着行李和母亲积攒起来的60个土鸡蛋回了自己的家，和吴梅的家。

“我回来了。”我说。

“对不起！”我又说。

我递给吴梅土鸡蛋：“奶奶给孙子攒的土鸡蛋。”

“母亲还好吗？”她开口问到。这是几天来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我真是个混蛋，我居然没有勇气打一个电话求她原谅。我跟我那个混蛋父亲又有何区别，只会让女人承受委屈和无限的等待。

还是母亲厉害，她几个鸡蛋就让吴梅软化了。吴梅这一问我知道我们的矛盾有了化解的希望。其实我也明白，吴梅很爱我，她西斯底里，她破口大骂，她要挟离婚，所有一切都是希望我能在意她，不要再嗜酒如命。我跟着吴梅进了厨房，在她放鸡蛋时从身后抱住她，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让我更懂得，我是多么需要她的温柔……

我跟她说了父亲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跟她详细说关于父亲的事。她从来没有问过，那就像一块随时会复发的陈旧性伤疤，不能碰触。吴梅用不问呵护着我的自尊和脆弱。

“他说他要回来。”我对吴梅说。

“你应该跟波嘎商量一下。”吴梅回答我。

“你怎么选择我都支持你。”她又补充到。

“他走了以后有了新家，新女人。”我说。

父亲再打来电话，我们不疼不痒地聊着40年来发生的一切。他不再威风凛凛，衰老的实事让他明白，他不再是那个随意就可以朝我拳击脚踢，高高在上的父亲。对他说的事情，我虽然不作热烈回应，但也不会粗暴挂断他的电话，步入中年的我，已经知道了生活的辛酸无奈。只有在他想打听母亲和弟弟的消息时，我才变得异常暴躁，甩给他一句“与你无关”。

倒是波嘎，不单同意父亲回来的请求，还用法律知识跟我辩论。

“你是哥哥，你一直教我要仁义，要感恩父母的养育，我们有血缘，这就是义务。”波嘎说得振振有词。

“那边的女人怎么办？”我问了波嘎和问父亲同样的问题。

父亲说：“她愿意我就带她过来，不愿意就不管她了。”

波嘎则再没有说话。

春节前夕，还是冬天的模样，母亲还穿着棉袄，越发用心地喂养着她的鸡猪。儿子，侄女，波嘎和他妻子，我和吴梅一起回到母亲的住处。母亲饲养的鸡猪早已肥硕，它们一边哼哼着欢迎我们回家，一边胆颤心惊会被随时端上饭桌。

照例，母亲要请来族人，欢聚三天三夜。大家在毛毛细雨中杀鸡的杀鸡，杀猪的杀猪，洗菜的洗菜，洗菜的水是从井里现抽上来的，还冒着热气。一群头发枯黄的娃娃，在人群里跑闹，细雨落在他们蓬乱的发尖上，真像清晨被露水打湿的野草。他们张口笑，哭，叫，有的偶尔跑过来叫我爷爷，有的叫我舅舅，流着鼻涕的反而又叫我大哥。我们对这不按年纪划分的称呼习以为常。族里，辈分才是最不可违背的纪律，哪怕我早已经理不清那个才刚刚蹒跚学步的孩子与我有无血缘关系，他的父亲，是我外公的表哥的第几个远房兄弟，我还是要叫他舅舅。大家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波嘎酒量很大，他是族里走出去的第一名军官，深受族人爱戴，抬起酒碗就干。酒是族人自酿的包谷酒，喝空了的酒碗，半天还有包谷的飘香。酒是连系族人关系的绳索，不管生疏，有无冤仇，喝上一口，就变得融洽起来，称兄道弟，搂肩搭背。吴梅不会在这样的日子阻拦我喝酒，倒是我不时看看身边的吴梅，小口抿着包谷酒。母亲也喝一小口，跟她长年累月喝的药酒一样多的量。她看着我跟波嘎，听着族人们赞口不绝，笑容定格在她深深的皱纹里。母亲脸上被强力胶水涂抹一般的僵硬表情，在看到儿孙欢聚，安居乐业后慢慢变得温和舒展，像院子里轻轻摆动的柳条，不久就会冒出嫩绿的小芽。

族人走后，不知道喝了多少碗包谷酒的波嘎满脸通红，摇摇晃晃走到我身旁，我对他说：“你看到刚才母亲笑得多开心吗？”我们都清楚：母亲最在意的人，已经全部到齐，不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