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感觉里，云南从来就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得近乎飘渺，像一个传说。虽然这里地处特殊的位置，偏居中国西南，在地缘上自古是南下交趾（今越南）、老挝、泰国，北入巴蜀，西连缅甸、印度的交通动脉，而且早在汉武帝时代，就通过这里的“蜀身毒道”、“永昌道”“交趾路”和“步头路”等古驿道，一方面紧紧地控制了云南，巩固了边疆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沟通了汉朝与东南亚和西亚的联系。

但即便如此，由于云南远离中原文明，依然是一块“蛮烟瘴雨”的不祥之地，外地人别说谁敢到云南来踏上一步，就是一提起来也会产生梦魇般的感觉，唯恐避之而不及。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元世祖忽必烈率蒙古大军南下，攻取云南之后，他把治理云南的重任“托付”给了一位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那时的云南，无疑是一个非常“混乱”和“危险”的地方，地处边陲，交通闭塞，生产落后，百姓野蛮，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局势动荡不安，地方政权机构还没有明确的建制。赛典赤·赡思丁到任后，把云南的山川城廓、驿舍、民族等情况弄得一清二楚。然后通过建孔庙，办庙学，置学田，开科举，明经伦，购经史，修寺院，倡导内地礼教、文学、婚丧习俗等措施，用他的全部力量和智慧，实施“云南内地化”政策，改变了这片边远“山国”的历史“命运”。 

一百多年后，明朝皇帝朱元璋派义子沐英与傅友德一起率30万大军征讨云南。在取胜之后，朱元璋以地理因素为基础，从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对云南的地缘优势、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和地缘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探查和分析。然后毅然通过“戍屯”的方式，让大批中原军人带着家眷，迁入云南，在那里建立军事卫所，世代为军，屯田自给。不仅如此，明朝政府还把江南、湖广、江西一代的士族、商人和平民，分批移居云南，进行商屯和民屯，让他们在这里垦荒置田，开矿办厂，赶马经商，生息繁衍。

这样一来，云南“夷多汉少”的民族格局开始被彻底改变了，汉族逐渐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体民族。那些散落在高山峡谷、河滩盆地之间的村落、山寨和土城，因此成了明朝军民们的驻地和御城。

建水古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诞生和崛起的一座汉式城邦。翻阅它的历史，就如同翻阅一部博大精深的“汉书”，常常让人在惊叹之余，继续研读再研读，甚至可以耗尽我们的一生。其实，这并不是一句虚妄之话，而是我们最真实的经历和体验。人生在世，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很“无知”，即使是对我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一个小村子，我们也是一知半解，很难说清它的前世今生，更不用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座被誉为“滇南邹鲁”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因此，我们只能一页一页，甚至半页半页地翻读，在阅读中成长，在阅读中慢慢变老，这也正如一首所唱的那样：

我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不过，建水古城已是一座千年古城，它已经在“古老”中继续古老，而我们只是用短暂的生命与它相陪伴一小段旅程。好在我们有“无限”的想象力，有坚韧的阅读理解能力。

说到这里，我的想象力大为活跃，我对这座古城的历史充满了无限的想象。我决定逆时间之河而上，对这座古城的一部分历史，进行考古似的探寻。

我曾看到当地的彝文典籍《讲古今·地理选》中的一段诗歌，那应当是那时的土著彝人所看到的建水最初的景象：

建水坝四方，

周围都是山，

流水无出处，

涨溢成海子；

山上长树木，

树木郁葱葱；

山下长青草，

青草绿茵茵；

那里放牛羊，

牛羊肥又壮……

坝里海子畔，

都是田和地；

田地种五谷，

谷穗黄澄澄；

种桑又养蚕，

蚕丝织绸缎；

建水坝子里，

夷人的家园。

这些的诗句写得如此朴实无华，完全就是一种真实的历史记录，是我们现代人最可信赖的文字。由此可以看出，那时的建水就是一派田园风光，还看不到城市的端倪，大地的主体居民也还是彝族同胞。这样的记述也印证了“建水”之名来历。据相关史书记载，建水古称“步头”，亦称“巴甸”。步头，即指埠或码头，意为“水边码头”之意。“巴甸”，是彝语。“巴”为旱地，“甸”为“水”。汉语与彝文结合起来，就可把“建水”理解为“被水环抱的一块旱地（岛屿）”之意。而在《元史·地理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南诏政权于唐元和年间（公元810年前后）在这里筑惠历城。“惠历”即为彝语，意思是“大海”。

读到这样的文字，水的意象立即在我们的大脑里显露出来。的确，这曾经是一个“水乡”，但现在已很难想象云南高原上竟然有这么一个与“海”有关的古城。从现在建水真实的地理形体来说，早已看不出任何“海”的样子了。由此，我们可想而知“沧海桑田”一词所暗示的一个地方变化，该有多么巨大？

但现在看来，建水最大的变化，还在于人的变化。当明朝政权基本稳定之后，便开始考虑对云南边疆的治理和开发。朱元璋于明洪武年间实施了一项宏大的移民计划，按照“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把大量江南居民迁移至云南边地，进行“军”“民屯”和“商屯”。

建水因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市民，那就是一群来自江南的士族。他们从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开始，陆续来到这里，目的是巩固对云南边疆的统治。当他们一进入建水的时候，第一印象是“尤极要荒”，看到的是带刀箭弩矢散布在山谷之中的少数民族，这里的一切“声音气味与华夏迥异”。

这些江南士族并不气馁，他们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他们面对的不是一片“荒原”，而是一片文化的处女地。他们迅速在这里扎根，生产和生活是极其艰苦的，所遇到的困难是之前无法想象的，但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带来了骈文歌赋和琴棋书画，因此他们开发边疆的方式，就是用他们富有的儒气，熏染这片土地。从一开始，他们就竭力让片蛮荒之地与内地的科技文化一步步“接轨”，一步步同呼吸同发展。

这种开发和熏染的过程是极其缓慢而有效的。在以后的一两百年里，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一天一天把“观念”、“故事”、“财富”和“风俗”堆砌在这里，一天天彰显出这片土地厚重、悠久、文明、光华和力量。

这一切在明代的史书中可找到诸多“铁证”。《滇略》一书有这样的记载“临安之繁华富庶甲于滇中。谚曰金临安，银大理，言其绕也。”《滇志》中对建水也有这样的评介：“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墙，衣冠礼度与中州埒。”

也就在那个时期，建水这座遗落在高原盆地上的小而简陋的土城，被改造成了一座汉式城池，城墙全部用砖石、夯土筑成，城门四座，各高8丈，都是重楼飞檐的门楼。东门“迎晖门”，城楼称为“朝阳楼”；西门“清远门”，城楼称为“挹爽楼”；南门“阜安门”，城楼称为“环翠楼”；北门“永祯门”，城楼称为“觐光楼”。其中，朝阳楼共有3层，高拱辰居，飞霞流云，形制极为壮观。在《建水州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述“东城楼，高百尺，千宵插天。下瞰城市，烟火万家，风光无际。旭日初升，晖光远映，遥望城楼，如黄鹤，如岳阳，南中大观。”从外观来看，此楼酷似北京天安门，但却比天安门的建筑时间早了20余年。城内沿四座城门，分别建有东西南北四街，并分布着衙署、商铺，还有官宦人家、商贾大富的豪宅和花园。同时建有文庙、武庙、城隍庙、诸葛庙、东岳庙、火神庙、财神庙、土主庙、天君庙、关帝庙、马王庙、观音寺、圆觉寺、天王寺、慈云寺、法华寺、白雀寺、玉皇阁、文昌宫、三元宫、昭忠祠等文化“堡垒”和精神高地。

翻阅芬芳的中华文化史，可发现这样一道最壮观的文化风景——自唐代追封孔子为“文宣王”之后，各地纷纷为这位古代圣人建起了一座座辉煌的“宫殿”——文庙。这种“文化盛况”沿袭到明清两代，已步入登峰造极时期，几乎全国各府、州、县都建起了文庙，成为当地文化兴盛的见证和象征。

在迄今全国保存较为完整的300余座文庙中，始建于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的建水文庙非同一般，不仅是滇南的古迹之冠，而且规模宏大、金碧壮丽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成为全国地方上最宏阔、最壮观的文庙建筑，其他的宗教庙宇，包括官衙、豪宅，不可与之比拟。因此，建水古城因为保存着这座巨大的文庙，就有了一道最丰厚最亮丽的中华文化风景。

借助无人机从高空俯瞰建水文庙，就会发现这座巨大的建筑坐北朝南，沿着一条中轴线，分布排列着泮池、礼门、义路、道冠古今坊、德配天地坊、棂星门、杏坛、射圃、乡贤祠、名宦祠、大成门、东庑、西庑、大成殿、崇圣祠、崇圣殿、钟鼓楼、崇圣祠、尊经阁、奎文阁、奎星阁、东西明伦堂等核心建筑，以及泮桥、金声门、玉振门、敬一亭、思乐亭、斋宿亭、西碑亭、东碑亭等。前后纵深625米，七进院落，错落有致，布局严谨，红墙黄瓦，飞檐高脊，殿宇恢宏，古木森森，浑然天成，处处显示出中国宫殿建筑的磅礴气势和历史气韵，堪称汉民族先民们崇文尚礼的历史见证，更散发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文化气象。

在建水古城周围，那些高山大河成了这座古城最神奇、最瑰丽的地理背景，那些隐藏在四周山谷里的金矿、银矿、锡矿、铜矿、铁矿、铅矿、果园、茶园等，成了这座古城取之不竭的生财之地。许多人通过“走厂”、“走夷方”、“赶马帮”、“走烟帮”，把这座古城经营成了一个个古典、优雅、文气又险象环生的地方。在这座古城里，大小商铺、酒馆、马店无数，货物应有尽有，尤其是糖、纸、布等多种产品，闻名四方。特别是到了清代，附近的商帮进出于这座古城，在你来我往之中，交易着本省的茶叶、盐巴、土布和中草药、缅甸玉石、从广州、香港、越南等地进口的英国洋纱、火炮、纸张、鸦片、玻璃器具，日生生活所需的酱油、铁农家具、马用皮件、马鞍、马掌、马钉等等。很多商人，不顾山高水长，路途艰险，都要远赴“金临安”做生意。在整座古城里，只见“商贾辐辏，民习尚奢靡，好宴会，酒肴筐篚，殆无虚日”。唐代诗人杜牧笔下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所描绘的美景，也在这座最边远的恬淡悠然的古城里出现了。稍有不同的是，这里少了几分江南的婉约迷离，多了一些高原边城的天然质朴。

这里的“滇商”并没沉沦于金钱的陷阱里，他们往往因商而儒，因儒而商，商与儒比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们对文化教育的热爱，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也正因为这样，这里收获了一份让我们今天也依然刮目相看的“成绩单”。据史料记载，自明正统七年（1442年）建水出现第一个进士起，明清两代，建水共有文武进士111名，文武举人1273名。在滇南四府的院试中，建水报考的学子，中榜者常常占了一半之多。在全省的乡试中，临安府的学子中榜者也常常占了半数，因而获得了“临半榜”之美誉，留下了“父子进士”“叔侄进士”“一门三进士”“兄弟两翰林”的佳话。这样骄人的成绩，让当时的一些高人名士想到了孔子的故里曲阜和孟子的故里邹城，也无非如此，因而把建水誉为“滇南邹鲁”。

现在，我们只要从现存的朝阳楼、朱家花园、学政考棚、衙门、半闲亭、双龙桥、大板井……还有文笔塔、崇文塔、焕文书院、崇正书院等，以及木雕、石雕、制陶工艺等等，就可感知到“滇南邹鲁”的文化魅力，就可发现来自中原、江南的汉文化因子，已与这座古城交融为一体，并以卓然不群的文化品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这座古城民众。可以说，这座古城里的居民们已在明清时代就过上了当时最主流、最世俗、最风雅的生活。

近几年，我常常到这座古城里漫游，显而易见的是城内的大量民居，它们已变成云南民居的“博物馆”。最著名当属朱家花园，那是如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一样的建筑，共218间房屋，42个天井，有花园、祠堂、戏台，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组织。我走在里面，虽层层相同，但往往喜欢踱步一些小天井里，感受“坐井观天”的乐趣。我觉得那时的我，非常了不起，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依然可以感受到天象的变化、神秘和浩渺无边。我在那样一个如同迷宫一样的大建筑群里，从不会迷路，因为里面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引领或诱惑着我往前走，往最深处走……

更多的民居是躲藏在大街小巷里的“一颗印”小四合院、“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六合同春”“三间六耳下花厅”和“四马推车”等多种民居。这些老房子大多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以清末民初的居多，其中也混杂着一些砖木结构的西式老洋房。它们是古城的前人用树木、泥土、石头等三种简单的原料，按照自然风景的本质、音乐的节奏、绘画的手法和诗歌的品质，建造起来的精典民居。我们看到，这些老房子的柱子、椽梁、楼梯和门窗都是由树木建造而成的。特别是作为用木质来装修的部位，如木枋、雀替、窗棂、栏杆、平顶等，都是精雕细刻出来的令人叹服和震撼的艺术作品。再看这些老房子的土墙，非常结实、稳重、温暖而有诗意。有一位建筑学家说，土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种用对环境没有损害的建筑材料制造的，它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一项伟大发明。

还有屋上的瓦片、瓦当，屋内屋外的方砖、花砖，也是由土烧制而成的，具有泥土的本色和风韵。多年来，在这座古城里先后发现了古代的许多的砖瓦，有南诏国时代的，有明清时期的，他们充分显示出各个时代的历史印记，如砖瓦上的梵文、窑户的姓名或指纹、精美的图案等。不可否认，这些砖瓦其实是一种泥土艺术，在经历了力的塑造与火的洗礼之后，虽然改变了泥土的颜色和属性，但它们却以更加动人的形态，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既寄托着人们的“奇思妙想”，又像母亲的子宫一样，温暖地包容着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除了瓦当和花砖之外，自古以来，建水人挖取自己身边的五色土，再用思想、情感、心灵和水火关照它们，使一般的泥土也充满了人文“灵气”，进而上升为人们精神与生活的亲密伴侣——美轮美奂的建水的紫陶。它们集陶艺、金石、书画、镌刻于一体，已是另外一种更加古朴、丰富、鲜活、坚固的“灵土”，更是古城里重要的史迹和难得的艺术珍品。

我最喜欢的当然还是那些老房子，每一幢看起来都是一件古迹，虽然浑身沧桑，一股股老旧的气息扑面而来，但我总觉得它们是一部部精美的线装古书，保存着一个城市最丰沛的历史信息，而且从不张扬，默默坚守着，几乎数百年一成不变。我愿意走近它们，亲近它们，聆听它们无言的诉说。

我随意走进一座四合院，它是一座巨大的老房子，四进四层，五个天井，随处可见漂亮的花砖、木雕格扇门、木匾、诗画、楹联、花台、鸟笼等。它不仅是人栖身的场所，更与人的思想、历史、习俗有关，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超凡脱俗”的文化空间，照映着古城人的理想、情操、智慧、精神生活和社会经济风貌。我就像走进了另一个时代空间，历史的质感和文学的美感从老房子各个角落源源不断地显露出来，像梦境一般地叠落在记忆里。

这一切对于现在的建水古城来说，既是它们活着的“根”，又是它们继续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元素或养料。我们相信建水古城仍在一种活跃的思想中生长着，它不仅仅是文化遗产，更是一种文化力量，一直滋养和呵护着这座古城的民众。现如今，建水古城已成为云南众多古城的代表之一，它犹如一部罕见的边地“汉书”，永远收藏在云南的“文明史”和“发展史”里，成为云南多元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