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今年78岁，中等个子，人瘦瘦的，瓜子脸型，虽上了年纪，但与年轻时一样，性格豁达、开朗，从不把困难放在心上，这大概也是她长寿的原因吧。她很喜欢开玩笑，讲起话来幽默、风趣，且思维清晰。

我在远离她300千米外的春城工作，不远不近，晚年不能在她身边照顾她，心里总感负疚与不安。不久前，两只眼睛看物灰蒙蒙的，视力大减，虽经医治，也恢复有限，一只是白内障引起，另一只是原来受伤未根治所致。我很难过，一有空暇就想起了她。

往事常常萦绕脑际，一桩桩如屏幕镜头式地晃过脑海，是那样清晰、明朗，一齐都仿佛昨天发生的事。

20世纪50年代，父亲在城里工作，被“运动”冲击，家里的生活来源断了。母亲当时30多岁，她身体纤弱，但毅然挑起了生活重担。夏季做凉卷粉，冬季做糯米粑粑卖，就靠每天小小的收入维持一家三口，她、弟弟和我的生活。

母亲起早贪黑，从早到晚极少有休息的时候。农村无钟表，以鸡鸣报时。清晨，鸡啼二遍，约5点左右，母亲便起床了，请了村子里王瞎子推磨。夜，万簌俱寂，小小的山村只听见我们家“轱辘辘、轱辘辘”的磨磨声。她生火、加柴、喂米、熬粥、配料、对浆，然后一片一片地把30斤米的卷粉蒸完。一个人左转右忙，走出走进，每天至少要在厨房里旋转数百次，大约11点方能结束，然后中午一点左右摆在家对面的货架上一碗一碗地出售。

我们家卖的凉卷粉配料较好，加上碗筷洁净，母亲又亲和，与村民友善相待，很受村民欢迎，一般只需个多两个小时便一售而空。如此一直坚持了好几年。 

20世纪60年代，我在个旧中学读书，母亲被派往个旧杨家田修水库。她每天挑着沉重的泥土，歪歪偏偏地与大家一道往返于大坝上。她没有叫过一声苦一声累，一干就是一年。

那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定量配给。母亲干了一天的重活，也精疲力竭，去“大食堂”打饭只能得三两米饭加少许素菜。然而，她舍不得吃完，总要留三分之一用毛巾包了带回来给我吃。我吃的不是剩饭，是母亲的心啊。我忍不住心酸，每次都是嚼着泪水把母亲省下的饭菜一口一口地咽下去。

假期，我与在昆明医学院读书的表姐一起回到乍甸家中，全家四口吃母亲与弟弟的粮食，南瓜煮饭、苦刺花拌饭，一人只能分小半碗。有限的饭菜，母亲总是满满地盛给我们，而她自己只是碗底的一丁点。

如果我们兄弟俩碗底剩饭没吃完，她叫我们吃完，或抬过去自己吃完。她说：“不能吃剩饭，雷公公要打”。这话显然迷信，但实际上是用另一种形式教育我们要珍惜粮食，珍惜劳动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