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自东门外有一幢法式二层小楼，红顶黄壁，带围墙、有菜园，花木葱茏，缤纷斑斓，景色甚美，这是法国医院的房产，后转卖给李氏兄弟，称之为“红楼”。1938年5月联大文法学院开学后，蒙自雨季来临，无日不雨，联大教授们寻租此楼居住，并将其命名为“天南精舍”。

1937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长沙组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战火蔓延，长沙遭到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办学条件极其困难，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校长蒋梦麟先生打听到蒙自有原法国海关、领事馆、医院等遗址院落闲置，亲赴考察，最后以每年租金一块银元租下，将联大分校文法学院迁设在蒙自。

吴宓先生是文法学院教授，还被委派为蒙自分校校舍委员会委员，4月2日提前到达蒙自做开学准备。吴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吴宓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也是中国“红学”的开创人之一。或因其复杂的内外诸多因素所致，其名声要逊于他自己最为得意的学生钱钟书先生。 

吴宓到蒙自后师生们陆续到来，可是尽管有哥胪士洋行用作师生住所，有周柏斋提供的周家大院作为女生宿舍，还有一些先生们租住王家大院等，但住房仍然紧张，教授须4人一间屋子，抽签定房。1938年的夏季，蒙自“几于无日不雨”，房舍环境大受影响，吴宓居住的311室“阴湿黯晦，且将倾圯，又蛇屡见之，深以为恨”“最堪忧惧者，乃有巨蛇进入室中，惊惶逃避，不可言状”“夜晚以线绳悬面包于空中，防鼠食也”可用“恶劣”二字概括。

据说最先得知“红楼”的是清华教授噶邦福（J.J,Gapanovich）先生，他打听得知此楼为本地李澍澊、李伴梅兄弟所有，但与“红楼”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吴宓先生。为租到“红楼”改善住宿，吴宓和北大哲学教授贺麟找到李氏兄弟商谈。李澍澊时为蒙自县财政局副局长，后还任防空指挥部消防队队长；李伴梅则经营中孚信洋货铺，之后还开设了文康书局，是新光邮票会成员，云南著名的集邮家。联大的先生有所请，李氏兄弟慷慨出让，4月21日订立了租约，月租金40元，但将屋里木床、桌子、藤椅和碗碟锅铲等厨房用具一并免费提供给联大的先生们使用。

4月24日，吴宓、贺麟、噶邦福、汤用彤（及其子汤一雄）、浦江清五位先生欢天喜地迁入“红楼”，并将其命名为“天南精舍”，英文名为“JreConcordiaHouse”，意为“同心”，举吴宓为社长（President）、浦江清为经理（Manager）,定规章，分室定租金，伙食杂费平均分摊，并雇请了一张姓母子买菜做饭打杂。吴宓住在二楼，“斜壁小窗，外望只见云天或绿野，殊似轮船中近船首或船尾之舱室”，心情安宁了下来。此时的吴宓教授，或是想起了船行大海南渡的颠簸艰辛，“天南精舍”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座宁静的小岛，给了颠沛流离的先生们一小块安居之所，憩静安宁。“天南精舍”不仅是安宁的，也是温暖的。众先生入住“天南精舍”后，每天下午4点分批邀请教授同仁于此茶叙，烹咖啡，做中西糕点，维持了一段优雅的时光。

联大文法学院开学后，师生与蒙自民众交往更是密切。入住半月，李氏兄弟来访，并邀请众先生同游古镇新安所。6月末，李伴梅新开文康书局于县城东门内，吴宓亲送对联致贺，随后还托其出售《吴宓诗集》。联大师生还在蒙自兴办民众夜校，教授语文、数学、音乐等课程，招收200余成人、儿童为学生；夏日里蒙自小城苍蝇巨多，师生们又发起了灭蝇的卫生运动。8月27日，朱自清、姚从吾、吴宓先生等肃衣冠，参加了在文庙举行的孔子诞辰典礼。

蒙自西门大街上的“雷稀饭”给联大师生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从陆路、水路千里跋涉来到滇南小城的众多先生学子都曾在此果腹。“雷稀饭”的粥饼铺一碗稀饭3分钱、一个粑粑1分钱。“雷稀饭”还与联大师生有不少的礼尚往来。10月下旬，“雷稀饭”遣儿女到天南精舍找到吴宓，回赠古董笔筒、笔洗，起因是吴宓在10月7日亲到“雷稀饭”粥饼铺赠送对联两幅，赞其“年高德茂物美价廉”“无名安市隐有业利群生”。但吴宓婉拒退还了古董，另作《还古物记》以酬赠纪念，“雷稀饭”则以香木黑漆手杖再赠吴宓。朱自清先生《蒙自杂记》里还特别写到“桌子凳子乃至碗匙等都很干净，又便宜，我们联大师生照顾的特别多”。一张饼子，一碗稀饭，温情脉脉。偏安一隅，蒙自小城的安宁与温暖仍然难掩家亡国破时局艰难的伤悲，南渡的历史阴影在蒙自南湖中弥漫，在连绵雨季里悲忧徘徊。

面对南湖，朱自清“一站在堤上，就想到北平的什刹海”，陈寅恪诗言“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吴宓则和之“南湖独对忆西湖，国破身闲旧梦芜”。历史上晋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三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此次南渡，结局会是历史重复？时局让先生们担忧不已。

在吴宓先生的记忆里，1938年夏季的蒙自阴雨连绵。五月即进入雨季，“直至六月始间有晴时，七月下半月始常有晴天。而八月则全月大雨不息矣”。5月20日上午，学院教室门前正对的一大棵树忽然倒下，响如巨雷，压毙数鸟，“催树折花不忍看”，而时局更堪忧虑！之后坏消息不断传来，5月19日徐州沦陷，外传中国四十万大军被日寇包围，形势甚危！6月，又闻日寇攻陷开封，占据陇海路，黄河决堤，民众死亡若干万人。

陈寅格感叹“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吴宓则以“降心苟活全身易，异志同仇御侮难”诗句和之。7月7日，文法学院举办抗战周年纪念活动，冯友兰先生演讲，谓一年来抗战成果令人满意，中国坚持久战是有希望的，一城一池之失，不可悲观，中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并言战争固然能破坏，同时也将取得文明的进步，鼓舞抗日的信心，并举行献金救国活动，共得献金2000余元。但在活动中，噶邦福先生突然晕倒，吴宓等急送校医输液治疗，之后舁天南精舍调护，有所治愈后一家均往昆明，继续治疗。

8月，学期还未结束，因柳州航校将迁到蒙自，联大文法学院放假后就得迁回昆明。说起来，文法学院从京津到长沙到蒙自，已迁徙两次，现在还得第三次迁徙。联大文法学院师生就得与蒙自民众依依惜别了。8月10日，蒙自中学周宝琮、周宝珖、梁汉章宴请文法学院教职员送别，吴宓以《吴宓诗集》一部赠送周宝珧；8月13日，李氏兄弟在“天南精舍”宴请联大先生、学生送别。10月28日，吴宓先生作公函致李氏兄弟致谢并叙别，并欲赠《吴宓诗集》；10月28日晚，吴宓作《离蒙自赴昆明》诗一首：

半载安居又上车，青山绿水点红花。

群飞漫道三迁苦，苟活终知百愿赊。

坐看西南天地窄，心伤宇宙毒魔加。

死生小已遵天命，翻笑庸愚作计差。

尽管“三迁苦”，吴宓与汤用彤先生仍然在10月29日上午致函蒙自中学诸君道别，再亲赴邮电局、文康书店告别。10月29日中午，蒙自中学周宝琮校长、李伴梅等10人至蒙自车站送行最后离开蒙自的六位先生赴昆明。吴宓先生回到昆明后，另购《吴宓诗集》两本寄赠李澍澊、李伴梅兄弟，拳拳情意尽在不言中。朱自清先生记述里“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蒙自火把节时，“四乡地方空阔，都用一棵棵小树烧；想象着一片茫茫的大黑暗里涌起一团团的热火，光景够雄伟的”，感受到了蒙自的城好人好，感受到了滇南小城的热烈和温暖。

抗战北归是联大师生心底不灭的信念，正如联大“刚毅艰卓”的校训。时局纵然艰难，众先生们“异志同仇御侮难”“每从忧患铸新词”，坚定抗战北归信心，埋头读书和研讨学问，专心教学、著述。钱穆先生的赫赫大作《国史大纲》便是在“天南精舍”捻灯铺纸起笔的。此大作撰写的起因是陈家梦先生的劝说。从长沙出来，陈家梦数次请钱穆先生在国难之际为全中国青年写一本中国通史，“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开始，钱穆以“材料太多，所知有限”“所知不详者，则付缺如”“兹事体大，流亡中，恐不易觅得一机会，当俟他日平安返故都乃试为之”等托词延宕动笔。来到蒙自，陈家梦先生租住桂林街王家大院，再次劝说：“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

精诚所致，加之时局变化更加艰难，钱穆先生终于被说服。钱穆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对这事的转圜是这样记录的：“余当改变初衷，先试成一体例。体例定，如君言，在此再留两年，亦或可仓促成书”。文法学院要迁回昆明，为获数月清静撰写《国史大纲》，钱穆先生毅然决定继续留在蒙自，从哥胪士洋行搬至“天南精舍”。此时居住在此的有钱穆、吴宓、汤用彤、贺麟、沈有鼎、容肇祖、姚从吾七位先生。吴宓除研读学说，还在此完成了袁守和先生在长沙委托的英文《抗战中之国际舆论》一书的编者自序及目录的润色改正。

这时，日寇空袭的威胁逼迫到云南，逼迫到蒙自。“天南精舍”距离蒙自机场不远。“闻空军中漏出音讯，当有空袭”。此前先生们在北平、长沙、广州等地均经历过日寇的野蛮轰炸，南开大学更是被敌机炸弹夷为平地。战云密布，慌忧中，众先生请沈有鼎占一卜，得“节”卦之九二，竟是“不出门庭，凶”。为防空袭，七位先生推吴宓为总指挥。“遂定每晨起，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各出所携书阅之”。

9月28日，日机九架轰炸昆明，蒙自亦发出警报；9月30日第二次警报来，众位先生沿大路，入乡野，至河边止避之；10月12日警报上、下午两次，趋避于“天南精舍”附近的东村。本是抗日的大后方旋即成了抗日最前线。躲避空袭中，钱穆“每出则携通史随笔数厚册……至南岳蒙自又续有添写”，笔耕不误。此后忆及此事，钱穆感叹：“此乃余日后拟写《史纲》所凭之惟一祖本，不得不倍加珍惜。”钱穆之后迁到宜良岩泉下寺，耳无杂声、心无挂碍，专注著述。1939年6月《国史大纲》撰写完成，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一经面市，就以其独特的见解与细致的考证被列为教育部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在民族危亡时期，《国史大纲》唤醒国魂、御敌救国，同时更奠定了钱穆先生史学大家的地位。宜良县2000年在岩泉寺勒石立碑“钱穆教授著书处”，2019年再建馆纪念之。

2021年初，笔者实地寻访法国医院的踪迹，不期看到这幢二层法式建筑，查询资料中联大先生们的回忆或日记不时出现“天南精舍”的记述，遂寻择记录。“天南精舍”这幢小楼见证了1938年雨季中联大学者与本地民众的浓情厚意，也见证了西南联大众多著名学者在国难当头、南渡北归徘徊间，仍然“刚毅艰卓”，坚守教育、著书立说，仍然坚定发出抗战的铿锵之声，为抗战北归夯实信念基石的感人事迹。

现在这幢法式“红楼”依然还在，只是被用作它用，显得凌乱破旧，一般只将其作为法国医院看待，“天南精舍”少有人知。多么期待有一天这幢小楼能够重现“天南精舍”的精气神，能勒石立碑保护之，以西南联合大学“刚毅艰卓”的校训，不断激励后人。

主要参考资料：

1、吴宓《吴宓日记1936-1938》；

2、钱穆《忆西南联大》；

3、方靳方群《陈岱孙教授谈西南联大》；

4、朱自清《蒙自杂记》；

5、《云南文史资料选辑—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