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5月9日上午十点二十三分，父亲在故乡哈批村家里离开人世。母亲和我们儿女、亲人、乡亲，一大窝看着他闭上眼睛。以往，人死时要放几声火药枪，如今，习俗改了，只有炮仗声，告诉天地万物：一个人走了。父亲是我看着断气的第三个人。他睡在一口沉重的木质良好的黑棺材。没有不会死的人，但想不到父亲的死亡来临得会这般快。我哭不出来，闷气像一把稻草塞进胸口。我在心底轻轻喊了多遍：阿爸，阿爸……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了。一个小人物，穿上干净的黑棉布衣服，没有遗体告别仪式；他还要在家里住上几天，等到那个吉祥的日子，去山上跟祖宗团聚。

父亲生于1943年7月8日。五十几岁时身体就出现多种毛病的父母亲，去红河县城三儿子家居住将近有十年。他们在乡下干不动繁重的体力活了，在城里看病方便，那里还有些熟人，可以走动。我们几个弟兄都出门在外，为了延续养育我们长大的那个家的烟火，大妹子一家从外村迁回来。难得见一棵树的县城的气候不同于乡下，夏季又热又闷，就像在甑子里糯米饭，粘乎乎的。刚上去那段时间，父母会对气侯发些牢骚，不久，融入了新的环境，从村民的泥土里拨出的脚，踩上“市民”的水泥街道。故乡在远处对面的高山上，想念了，隐隐约约地看上几眼。故乡，只是过年过节回去一趟，但顶多呆上两天，俩人已经习惯了城里生活，对故乡反而渐渐变得陌生。

父亲是五一节的早上突然发病，在医院里不省人事地躺了几天，回天无力，按他以往留下的“回归故里”的遗愿，在还没有断气时送回家。深山里他亲手参与建起的茅草顶、土基墙的家，后来变革为钢筋水泥房的家，是他渗透了所有痛苦和幸福的家，是他的肉体和灵魂避雨和取暖的屋宇。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没有比这里更适合结束他的生命历程。他生在土地上，死在土地上，就要被土地永恒接纳。

我少小离家，虽每年几次回家（在我的观念里，老家才是严格意义上热气腾腾的家），却很少像这一次为了父亲的丧事呆了二十多天。 

二

一个老人的去世，是一个村子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热闹、隆重程度超过所有的节日。尽管父亲只有七十四岁，跟村里还健在的依然喝酒抽烟的一百零一岁的“老木匠”相比，他算得上是小伙子；可是，他这个年纪进入老人行列不冤枉了。想想，几十年前，村里五十岁的有些男子长发编成辫子，一副发黄、苍老的垢面，在别人面前号称“老人，”年幼的我真以为他们就是老人了。父亲早已熬过了他们。他的模样并不显得老。依照规矩，村里在外打工的许多人，在安葬之前几天纷纷赶回来。家里不必一一通知，听到消息后，他们会相互转告。往返几天，肯定会损害个人的利益，他们却不分死者家庭是贫是富，唯有一点，从情感上，这个死者是全村人的亲人，在他（她）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路上，最后送上一程。

平常鸡鸣狗叫之外显得过于冷清的村子，随着他们的归来，脚步声密起来，说话声高起来，像烧旺一塘塘火，确实是一百多户人家的“同祭一寨神，同喝一井水”的相依为命的村子了！看，一大班年轻人，每晚都要守灵到天亮。比牛毛多的琐事，不需主人摊派，众人争着抢着干。男人不兴哭丧，女人却有不少哭丧的高手，不分时间，想哭就来，来了就哭，嗯嘿嗯嘿，一把把泪水哭出一串串剜心的深情。纵然我再装成铁石心肠的男子汉，一面对这哭丧的鼻涕眼泪、天地动容的场景，我的眼泪扑鲁扑鲁直冒。这就是人生的终结。我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叫父亲的活生生的人了。

把哭丧的悲痛放在一边不说，人们又把丧葬当成一个大节日。老人去世，是他完成了在世间的苦乐，到了该上路的时候。他要换一个地方居住，每个人迟早都要走这一步，再高寿的人也不例外，生者不必有什么想不通的。丧事办成喜事，生者高兴，死者开心。我从村里那些老人的口里，听到的不是他们害怕死亡的到来，而是跟我玩的伴没有了，我也得走了。不少老人提前把棺材准备好，衣服缝好，坟地瞧好，坦坦然然地等待着大寂静的时刻暮色一样降临。

哈尼族的丧葬习俗繁多。几乎每家都要来杀一只鸡，放几封炮仗，磕头，给死者吃告别饭。除了送葬那几天办大伙食去县城采购大量的菜以外，家家户户都会拿菜来，一背青菜好，一把作料好，一碗豆子好，辣子花椒好，不会空手。

男人们承包重活，洗菜洗锅碗瓢盆碗筷则是女人们的份内事。一台丧事的过程，事杂而不乱，活累而不伤。

三

有天中午十一点多钟，我走在稀烂得不成路的公路上，突然听到一种多少年没有听到过，但对于我的耳朵来讲依然熟悉的鸟声。我不仅是大吃一惊，简直就是听到一个新世界诞生的消息。这难道不够让我因激动而发抖吗？那是一只野瓦雀！比瓦雀略大，圆圆的头颅戴上红帽子，背部呈棕色。它在田边的菜园觅食，不时叫上几声“啾。”野瓦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村里搞生产承包制不久，跟好几种鸟一同消失了，比如瓦雀、喜鹊、乌鸦、蜂鸟。这似乎是某种不祥的信号。人们有些恐慌，是不是得罪了上苍，天地要变了？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故乡是鸟的王国，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种、多少只，从凌晨到黄昏，那么悦耳动听的歌声。

野瓦雀最爱停留在大树上，尤其是核桃树上。它们过群居生活，从一棵树飞到一棵树，无比快乐地度过每一天。肚子饿了，成百上千只落在田野，叽叽啾啾一派欢声。听见异样的声音，又轰轰轰地撑开翅膀。野瓦雀的窝筑在树洞，在繁殖的季节，我们这些捣蛋的瓦雀父母痛苦万分，但毫无解救的办法，只得在我们周围飞翔着哭喊。这残忍的游戏，在见到这位久违的老朋友时，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想向它认错，告诉它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是多么不容天理。我站在离它一定距离的位置，让它知道我没有什么要伤害它的恶意。它肯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在地面上悠然漫步，挑挑捡捡。我看了它几分钟，继续往前走，脑海里全是野瓦雀的身影。

父亲对我说过，野瓦雀和瓦雀是一娘生的兄弟姐妹，伤害它们就会挨雷打。

野瓦雀，飘荡在我的灵魂深处的天使！

四

瓦雀和燕子是跟村民最亲近、友善的神鸟。我在乡村生活的年代，它们跟人朝夕相处，密不可分。燕子初春回来，晚夏离开，周而复始；瓦雀没有别处的家，天天在村庄里热闹。最勤快的农妇还没有起床，麻雀就在房顶上、屋檐下清理嗓子，开始了一天的活计。有它们在，如同家里有一大堆孩子，不会孤单。

可是，村里已经有二、三十年不见瓦雀的羽毛了。人们说，田地里农药放多了，天真的瓦雀吃了后死光。人们说，打工者走向外面的世界一样，瓦雀也耐不住山沟沟里的幽静，全都跟着跑到城市。难怪城里有那么多的瓦雀！我每次回故乡，毫无瓦雀的音讯，有种说不出的惆怅：这还是我曾经瓦雀铺天盖地的故乡吗？我跟村民感叹，他们也摇头，村子真的差哪样东西了!

这几年，瓦雀又回来了。先是零散的几只，接着是几十只上百只，然后是成千上万只，密密麻麻，房子上，树枝上，石头上，街道上，到处都是可爱怜俐的身影。有晚，见年轻人在掏瓦雀窝，我坚决制止，你们给知道这是在作孽，快收手，再不要发生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话起了作用，对改变瓦雀的命运起了很大作用。

父亲躺在灵柩里，我家烟雾缭绕，人员密密匝匝，还时常响炮仗声，瓦雀可能不知道在办丧事，它们并没有惊惶失措。它们照旧在屋子里飞出飞进，几根晒衣服的竹杆上停停落落，饿了捡吃地面上散落的饭粒。它们一点都不怕人们，没有人驱赶，轻轻巧巧跳到身旁、脚下，如同鸡、狗、猫，组成这个热烘烘的家庭。

难得轻松片刻时，我坐或站在一旁，一门心思集中在瓦雀身上。我从母亲怀里落地那刻起，它们是形影不离的伙伴，似乎每一只都有一个土里土气的哈尼人的名字，我张开嘴就能喊出，不会喊错。我的名字呢，被它们喊得滑噜噜的。“你还记得我吗？”我想问每一只。“啾”的那声，可能是满意的回答。我写过多少次瓦雀，它们已经嵌进了我的血肉。“瓦雀，”成为了我的记忆中最生动的活灵活现的词汇之一。事实上，写不写它们倒无所谓，它们是那么暖和地贴紧我的心灵，撕也撕不掉。

五

从医院刚送父亲回去的那几天，天气晴朗，尽管山上不像河谷，但毕竟是夏天了，在阳光下一有动作，汗就跟着筛出，夜晚也盖不住被子。可是，别高兴过头，今年是这些年来特别突出的多雨，山上的雨比河谷、坝子更多。一朵高悬在天空的白云，才转过身就迅速膨胀，不一会儿，把天空填得满满当当，厚厚的，乌黑乌黑的，不一会儿，急性子的风拖着雨劈头盖脸而下。一阵停了，以为可能要晴，另一阵接着赶来，停停下下，下下停停，连续几天几夜。

从车马龙村委会穿进来的到我们村的五公里公路，靠村民手中的锄头，修建于1992年。父亲当时作为村委会负责人，是修路的指挥者之一。路面平坦，土质坚硬，没有悬崖峭壁，当时在全乡算得上是一流。可社会发展的步伐太快，大车小车，拉货的拉货，拉人的拉人，尤其是这些年掀起的盖新房的热潮，沉重的大车一碾，使本来就没有护理人员的路，碾得到处坑坑洼洼。晴一段时间了，路面晒干，小车可以勉强走；雨水天气，车子像水田里犁田的牛，陷死在途中是常事。周围的村庄已陆续铺水泥路，我们一百多户的村子却被“公路”折磨得叹气都没有力气了。笼罩在男女老少心头最浓重的阴影是：“我们村哪下通水泥路呢？哎，看看路，就出来眼泪。”

我们兄弟总有些外面的朋友，按民间的规矩，老人不在了，不时有朋友进来探望。这是人之常情。正像我们也会探望他们的父母。这样的路，已经使朋友们够难为情了：“不来，感情上说不过去；来了，这么糟糕的路。”我们忧心如焚：“怎么好意思面对朋友们的盛情。”当然，想好要来的朋友，都会想尽办法来。

我的二妹的儿子唐志宏，二十岁的小伙子，有一股风风火火的闯劲。他开一辆皮卡车，专门负责接送客人。在路面狭窄的深水烂泥中，像一条劲头十足的牯子，钻进钻出，猛烈喷射的泥水在前面开路。

这条公路，是哈批村走向外面大世界的主要通道。走了多少年的山间小路荒芜了，意味着田园牧歌时代的终结；公路的修通，又意味道着闭塞的山沟沟与开放的大世界交流的开始，经济与市场的观念，千百年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一道道的光芒照亮。古老的山村，已经燥动不安，要让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只守着一片梯田过日子，等于叫他抱住贫困不放。我们在漫长的时光里守望的传统文化，面临着抛弃、消失的境地。我作为这个村子里出生、长大并全身心热爱着衣胞之地的赤子，不知道对这个时代背景下苦苦挣扎的故乡如何发言。送走父亲后的第二年（2018年），在国家惠民政策的滋润下，公路修成了宽四米的水泥路，同时，从村子背后穿过，连接甲寅与石头寨两个乡的水泥路也通车。

六

大白天，不管村里村外，只要是有草木的地方，就有蟋蟀鸣叫。在家里不觉得有什么异样的声音，走出门外几步，凡是草丛里，清脆的“唧唧”声，仿佛肉眼看得见的旋律朝耳朵流来。在野外的路上，鸟声之外，全是蟋蟀的鸣声。你会以为掉进了一个精心编织的梦境，像被一张严实的网罩住，你挣脱不了，你自己的身体也成了蟋蟀的乐器。以我理解的常识而言，蟋蟀鸣叫应该是在晚上，凄凄凉凉的，使人多愁善感的。白天，它们静静地休息才是。蟋蟀之所以在白天大合唱，难道是受天气的激励？还是受魔力的支配？无法分辩这音乐属于哪个流派，达到了何等格调，只能说浸润了深深的地气。这声音不是从外面翻译而来，是本土本乡的方言唱出的民歌。不要去问蟋蟀有多少只，似乎全世界的蟋蟀都聚拢来狂欢了。

村民长期跟这块土地血肉相连，这里发生的事不需要什么惊奇。当我在别人面前提到，大白天怎么会有蟋蟀鸣叫，别人以为我傻瓜，笑我问的小娃娃气。因为，大白天永远都有蟋蟀鸣叫。

白天鸣叫的声音不像是晚上的蟋蟀，是装扮成何种样子的乐手呢？我扒开几蓬草丛，明明唱在兴头上，却见不到蟋蟀的影儿。

哈尼族有句经典：蟋蟀叫，天空听不见。

人听得见就行了。

问题是，我们这些离开乡村多年的人，在城里想听一声蟋蟀叫都很难了。只有在自己尚未污染完的乡村，还能放开耳朵、心怀倾听。当乡村都到了听不见一声蟋蟀叫时，哪里是我们的家？

父亲，您听见了吗，蟋蟀可是为您的去世，大快乐或大悲痛！

七

2016年1月的一场大雪，我们村山上的竹子大多都被冻死了。

这场雪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村中那棵上千年的万年青树，那么粗壮的树枝，居然经受不住打击，一截截死去。村民们更是恐慌，是不是要天塌地陷了？这里曾经是祭祀寨神的地方，而万年青树就是寨神树。这里离我家只有几步，在万年青树下，不知度过了我的多少纯真、快乐的岁月。

出于对神树的敬畏，人们不会爬树砍枯枝。枯枝掉下来了，不会拿回家里烧柴，堆在角落任其腐烂。

当然，跟竹子一样，万年青树也没有彻底死绝，慢慢发出了枝枝叶叶，但它的元气已经大伤，像大病一场的老人，还会有多久的寿命呢？

我想起有好些年，每当我从远方回家，父亲听到消息后，总是抱着手站在这棵万年青树下，歇不歇张望路口。等到看见我的身影出现，他就低头先回家。以后我回家，万年青树下再不可能有一双慈爱的眼睛，期待他的儿子归来。再远些，我回家，也许没有了一棵摸我疼我的至亲至爱的万年青树！

八

哈批村，一百二十多户人家，安居在两千多米高的李和山腹部。

在村外，我每天几次仰望李和山。差不多有二十年，我已经没有去上面怀旧了。想念死了！好几次约村里的伙伴上山，但都被这事那事拖后腿。从另一方面说明，年龄上我们正在老去，很难恢复浪漫的心境了。

我写过一首《父亲和山》，写的就是李和山：

在众多的大山中

故乡的那座山显得矮小

就像在众多的人群中

我的父亲过于卑微

在众多的大山中

我生生死死爱着的

是故乡那座矮小的山

就像在众多的人群中

我真正崇敬的

却是卑微的父亲

多少年没有上过故乡的那座山了

万水千山之外

一伸出手

我就能够触摸到它坚硬的身躯

就像好久没有见到父亲

漂泊异地他乡

一睁开眼

我的面前出现的是父亲挖田的身影

父亲将回归李和山腰我们家族的另一个“寨子”——陪伴认识或不认识的祖宗。他或许会变成一个牧童，赶着一群水牛，围李和山放牧。

九

村里有几户人家正在盖新房。进入21世纪后，出外打工的村民，靠血汗赚得了钱。有了钱，首要的事就是大兴土木。延续了几百上千年的老式土基茅草顶房子，在浩浩荡荡的新生活潮流面前，一间间尽了气数。

不消几年，全村就要成为清一色的钢筋水泥房。我的村庄，它跟其它地方不再有任何的区别，搞不好要以门牌号认家门。

说到我们家，老房子建盖于我出生的1964年。母亲怀有身孕，按规矩不能生在老家，于是我的父亲便跟哥哥分家，我从新家来到世上。我在家里一直睡到十二岁，以后出外求学、工作。在这个家里，我们像雏鸟在父母的喂养下长大，然后一个个飞出门口。家老去，父母老去。别人家不断撑起新房，促使在村人看来有头有脸的我们家，不能再犹豫了。不是要在村人面前争面子，起码给含辛茹苦的父母有宽敞的屋子居住，我们回去和外面的朋友去了有个舒适的住处。2006年，这间炊烟缭绕了四十二年的苦苦乐乐的老家，眨眼之间送走了一个时代。父母放不下对老房子的感情，起初不是太愿意拆掉；作为纪念吧，保留了一间耳房。房子盖好后，父亲有点难为情地说，现在家家都在盖新房子，我们家的房子还是盖的好了，不然在村里脸都没有搁处。

在县城三弟家定居的的父亲，以上气不接下气的身躯，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站。

这是一个双亲之间不会有指甲大的埋怨，做人重情重义，在当地广受尊敬的家庭。就在父亲饱受折磨却迟迟断不了气时，母亲哽咽着说，老天，这么好的一个人，咋个还不让他走呢！母亲的话像锤子，一锤锤重重敲击着我们。父亲的离世，像塌了一半天空，只剩下风烛残年的母亲，她怎能扛得起另一半天空？爱喝酒，吃饭时坐在上席的父亲，以往我们家人或亲戚或朋友在饭桌边聚拢，有说有笑，今后家里吃饭时会有人坐他的位子，但是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地位。

有过多少次，我在乡亲家里玩到深更半夜，怕我喝酒醉，父亲睡不着，等我回家。他不需要等我了，他的新家就要安到山上。

十

父亲的葬礼一天比一天近，然而，雨势依然旺盛。“下这么大的雨，一下不停，要把老人送上山，咋个整呢？”好些人嘀嘀咕咕，望天空发愁。“不怕得，老天睁着眼哩，好人会有好运。”有人很有把握地不急不燥。

好像应验了那句古话：吉人自有天相。5月19日中午，包裹天地多日的灰云，在风的顽强抗争下，慢慢薄去，退去，太阳露出了光辉的脑袋。

早晨，雨还像针尖似地戳，有几个汉子坐底盘高的农用车，去县城买菜。这条烂公路这种车成了救护车。今天的买菜关系到整场葬礼能否顺利完成。几百号人将要来参与葬礼，为一个曾像他们一样平平凡凡在尘世上用汗水挣饭碗的人。

晚间，天气像小娃娃甩脾气骤然翻脸，来一场急雨，人们的心几乎掉到脚底板。但时间短暂，可能是要洗掉霉气。一尘不染的天空，又在乡村的头顶，缀满了晶莹闪烁的繁星。我坐在房顶上抽烟，内心涓涓涌动一股按捺不住的欢欣。这世界仿佛翻过了旧的一页，一切都获得了新生。人的心胸，如同容纳万物的大地，博大起来。

十一

5月20日凌晨五点六分，我起床了。家里到处都有守夜的年轻男子，有的躺倒，鼾声如雷；有的玩扑克，不时响起嘈杂声；有的抽烟筒款闲话；有的忙于杂七杂八的事。有些女子在母亲的房岗里陪伴老人，半睡半醒，间或夹杂轻轻的说话声。

我站在房顶上，仰望好阵天空，不沾一丝乌云，昨夜的星辰，显得更璀璨。我千次万回恨不得长出翅膀飞上去一块玩耍的星星，还是我童年时天真无邪的笑容。

今天是亲戚奔丧的日子。我们要迎接三支人马：父亲一辈的姐姐妹妹们；我的舅舅们；跟我一辈的女儿们。

我们村自1980年代初期，已经没有了神职人员莫批。而莫批，在哈尼族世界占有的精神领袖的地位是无人能够代替的。而祭祀丧葬，是体现一个莫批具有多少高能的最重要的礼仪。附近村子有个能主持丧葬仪式的莫批，他出去打工，只好请远处叫阿撒村的一个著名的年轻莫批，送葬的地方，他优雅的歌喉盛开出无比美丽的语言鲜花。另外，还请了一个那边吹唢呐的高手。俩人安排在两个角落，有专人负责招呼。莫批念诵“Siilpilheivqzeivq”（殡葬祭词）；唢呐手依哩哇啦的声调响彻云霄。

我的妻子和女儿从城里赶来，这是她们第一次见识哈尼族的葬礼。

所有村民停止了农活。

下午两点左右，在迎接奔丧队伍的道路两旁，挤满了身着盛装的男女老少。谁家办丧事时，这么多的人都要观赏同样内容、氛围的节目。这古老的民俗，使每人都深入骨髓地领悟到，活着的日子不管长短，是富裕还是贫穷，到一定时候都要离开世上；生死就像是换衣服，流出的泪，不仅有悲伤，还有喜悦。

家族中的我们这一辈、下一代的男男女女，一大群，头裹白布，涌向村子的岔路口。我的妻子作为长嫂，双手捧着装各种必需品的托盘。众人跪在地上，让奔丧者在唢呐声、哭声、鞭炮声、锣鼓声、牲畜的叫声和柔美的舞蹈中走进我家。

晚上九点多，人群密集得就要把房子撑破。随着欢快、奔放的古老音乐响起，一个个男女甩起手、放开脚跳起乐作舞。“不跳乐作脚杆痒。”乐作是一种任何场合都可以跳的集体性舞蹈，古朴、柔情似水又刚健有力。欢也乐作，苦也乐作；喜事乐作，丧事乐作。它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哈尼民族坦坦荡荡的人生观、生命观。我看到一个个大山的儿女，丢掉了劳作的疲惫，被激情的烈火点燃，跳得地面摇晃，脚底板起老茧。这狂欢的盛宴，没有一人的舞姿是难瞧的，他们走在山路上的步子本身就是优美的舞步。

乐作的火焰烧了几个小时，在一浪浪高潮后渐渐跳熄了。之后，把牛、猪拉到家里祭献后屠宰。家族的女人们用衣襟争着接牛屎，这是祖宗赐予儿孙的最大福份。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这指的那些永垂不朽的伟人。父亲是渺小的草民，不要说是星星，他连萤火虫也配不上。但在夜间，他曾千万次望着星星，那浩瀚苍茫的天空，引领他心驰神飞。他却不是梦想家，他的本质是土拨鼠一样钻土的农民。父亲，我无法把您跟“在天之灵”联系在一块！

十二

5月21日凌晨六点几分，我跟风水师郭叔叔、一个堂哥爬坡上东边的山，到父亲的坟地处。前几天就已选好地点，在我们许氏家族的墓地。一片平缓的林间空地，多少先辈在那里居住。照耀村庄的太阳，常常从这里的山头升起。那是不可侵犯的我们家族的圣地。父亲从祖先的血脉里来，又回祖先的血脉里去。我曾描绘过：

每当我走过故乡山冈的的墓地

白天还是黑夜

不会感到恐惧

不会感到悲伤

我的心境从来没有过

如此的宁静

住在山上

认识不认识

组成和睦的家园

在树林在花丛

清风鸟声陪伴

山山岭岭

挡住外边的吵吵闹闹

我和堂哥围风水师郭叔叔转，他神秘地指指点点，沉思一阵后，确定了具体的坟墓位置。“就是这里了，一点都不能动；你们家不会有哪样问题，放放心心，会财大力大。”我不懂风水，不敢有半点的疑虑，应和他，“阿叔，好嘛好嘛。”

出殡的时间定在十二点整。

时间一分一秒流走，主人家人潮磨肩接肿，喧哗声震耳欲聋，气氛浓重、紧张起来。挤破街道两边的身着民族盛装的男女老少，比昨天迎奔丧队伍时更密集，等着看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开始出门！”一个长者高喊一声。

我和二弟一人一边，扶棺材门。二、三十个年轻男子扛棺。女人们跟在后边。又是哭声、鞭炮声、唢呐声、锣鼓声。

在万年青树下的平地上，棺材停放在板凳上。一块长长的白布掩盖下，以我为首，我这一辈和下辈的家族男子，头裹白头帕，面朝棺材，一个连一个，全部扑在地面。一个中年汉子，念着我的父亲的名字，把一个碗使力砸向棺材口。父亲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家。穿过村子，抬到西边的一片石头、树林的景点，棺材又停放一阵，我们再次扑在地面。起棺后，亲人们回头走，送葬的人流往山上绕去。父亲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村庄。

之后，亲人们可以上山，但我不上去了，我看过了父亲的“新家，”他不会责怪我的。我的妻子、女儿跟上去，把老人送到墓地。母女俩不会说哈尼话，村人说，她们用汉语表达的离别语，使多少村人泪如泉涌。父亲，您哭了吗，她们是您最亲最亲的亲人！

夜深人静时，按传统的说法，死者要回一次家。他生前所接触过的东西，要全部抚摸一遍。1985年我的奶奶去世时，我特意守在她睡的床边，想验证奶奶是否回来，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的动静。天亮后，有人说，回来了，是你们睡着了。我睡得很沉，这次父亲回不回家，守在家里的几十号人谁也说不上来。但以后逢年过节，他会回来分享我们敬献在神龛上的好酒好菜。

十三

5月22日下午，叫魂。全村所有的人家参加，还有村外的部分亲戚。仪式并不繁琐、复杂。三姑叫了几句祝福之类的魂，给我们后代的手杆上一一拴上黑白两个种线揉成的“魂镯。”我们终归要出远门，要经历无法意料的各种坎坷，叫魂后先人就会暗中援助。

十四

办完丧葬，天气又彻底翻脸，雨水一场接一场。每个人都在说雨。“雨少就旱，雨多就涝。雨为什么不能需要多少下多少呢？”“雨多，包谷倒饱满，谷子要瘪了。”“把前几年的雨拿来今年一起下，老天聪明得很呢！”“可能是老天看人过的太苦，自己都忍不住哭了。”“我活了96岁，很少见过像今年多的雨。”一张张嘴巴拿雨发牢骚。

我留下来陪母亲。其实，真正陪母亲的是我的两个妹子。无事可做，我在家里坐不住，每天几趟在野外走动，能走多远就多远。手上的相机，四处乱照。有村人见我，问，还没回去嘎。他们可能想，我怎么还不回城里。我是放不下啊，放不下那么多的伤心伤肝的牵挂！

家里并不冷冷清清，一到晚上，乡亲们依然出出进进。

十五

路不忙，脚慌；脚不慌，心催。尽管有种种放不下的事，我该回城里了。5月27日早上，我告别母亲、妹子，坐侄儿子的摩托车，在雨中出发，让他把我送到通往外面世界的公路边，等待跑长途的车子。当我要翻过一道山梁，难分难舍地回望故乡的山水田园，我的眼晴迷迷蒙蒙，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刊发于《滇池》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