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绿春县城，无疑就是“探险”或“冒险”。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一座县城会坐落在如此“险象环生”的山顶上。我们是乘车而去的，当车子渐近绿春时，我们却感到如入“绝境”，通往县城的公路，只有一条。对此，有一位本土作家曾这样写道：“公路好似一条蚯蚓，逶迤爬行于其间，车辆像忙碌的蚂蚁，把外面的世界一点点地搬进来。”

当我看到公路两旁出现了很多新房子时，才知道已进入了县城。后来又获知，这座县城坐落在海拔1700米的山梁子上，两侧是悬崖绝壁，其中南坡稍缓，下面是松东河，山崖高400米，坡度在40至50度；北坡深不见底，下面是规洞河，绝壁高度超过了800米，坡度达70度。城内的街道，也只有一条主干道，长3.5公里左右，最窄的地方仅45米，最宽也才450米。整座县城仅占地1.18平方公里，没有十字路口，也没有红绿灯，商铺、住宅都集中在街道两边，大多数当街的房子后面就是深壑，主人就把临街一面建成两三层楼房，而在背街一面，却沿着深壑向下挖掘，又建数层楼房，如同镶嵌崖壁上。只有少数当街铺面后面，还建有一两排住宅。真可谓“一条街就是一座城，一座城就是一条街”，是中国县城中唯一的一座“一线城市”。

我们只要随意站在这座县城的边上，稍微偷窥几眼，就会有一种腿脚发软、心惊肉跳、不寒而栗的感觉，立马退避三分，再也不敢好奇了。

但是，如果是用无人机来观察和航拍这座县城，那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和感觉了。四周崇山峻岭，处处森林密布，云雾缭绕，街道与房屋被云海簇拥至一个高地中央，若隐若现时，再沿着山脊一路延伸，美不胜收，宛若一座虚无缥缈的“天空之城”。

从绿春县所处的地理背景来看，这里是哀牢山南脉的一片大山。千山万壑，重峦叠嶂，是“魔鬼”似的地形，一块一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没有。在中生代燕山运动至第四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期间，这一带地面大规模抬升，河流急剧下切，形成深度切割的山地地貌。人类就在这样的地貌中，顺应自然的条件，建造了这样一座“千山之城”。 

这个地方现在称为大兴镇，过去叫“东仰六村”。东仰原是一个人名，是昔日哈尼族部落首领的子孙，是一位“勇敢者”。据说，他曾在几条河边，开垦出成片的梯田，喂养了成百匹骡马，做着贩卖盐茶的生意。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山梁子。那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地方，东西两侧有清清的河水，南面是莽莽的大山，北面是深深的峡谷。远处近处，都是云雾飘飘，密林葱葱。他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山梁，决定择此而居。从此，这个大山顶上有了茅屋，有了烟火，有了梯田。

东仰的地盘和势力，逐年扩大，成了那片高山的主人。哈尼人怀着敬意，把那一片“高高在上”的地方，称为“东仰咪喳”。时间一长，渐渐就缩减成两个响亮的字“东仰”。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东仰一带兴起了6个村寨，即窝托寨、角竜寨、栏白寨、轰作寨、比等寨、马宗寨。6个村寨各有自己的“长官”，都是当地的哈尼族头人，虽然他们当时分属于“元江路”与“和泥路”管辖和统治。但由于这里地处山梁，山高谷深，周围森林茂密，统治势力鞭长莫及，这里依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俨然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就谓之“东仰六村”，或干脆就叫“六村”。

民国末期，“六村”依然处于元江、石屏、建水、墨江、金平等县的交叉结合部，从统治与管理上来看，处于混乱状态，要么争权夺利，要么放任自由。国民政府看到了这一点，试图将“六村”一带与今天的红河县部分地区组建了一个新的县级行政机构，取名“靖南县”。这个“计划”还未实施，国民党政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靖南”建县因而胎死母腹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生的人民政府把热切的目光投射到这个穷乡僻壤，于1955年2月，组建了红河哈尼族自治乡六村办事处。虽然名为“六村办事处”，实际上是一个县级的行政管理机构。之后，1958年5月30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光辉照耀边疆的日子。这一天，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一个新的县级人民政府——绿春县人民政府。

关于县名的得来，据说出自周恩来总理的灵感。这就在中国地名史上留下了一段美好的佳话。据说，当年国务院要为这个新的县域命名时，要经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审批，大家追溯这一地区的历史渊源，知道这一带曾叫“东仰六村”。因此，就紧紧抓住“六村”二字不断琢磨，不断推敲。如果当时命名为“六村县”，应该也很不错，虽然“土俗”了一点，但它是从历史的土壤中生发出来，有根有据，有地方特色，还有历史故事。但周恩来总理似乎有更好的构思，在看了看中国地图，又询问了“六村”地区的地理气候特征之后，认为这一带与版纳地区相距不远，在气候和植被方面应该很相似，也许在那个时候，周总理的脑海里早已出现了一幅幅云南南方所特有的山高水长、林海荡漾的美景，因而根据“六村”的谐音，为一个新的县域取名为“绿春”。大家齐声叫好，既用了写实的表现手法，也赋予了象征意义，寄托了周总理对一个绿色边陲之地给予的春天般的期待或希望。

客观的说，“绿春”一词是可以进入地名美学范畴的。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普通的一县之名，它虽然仅仅是一个“标签”，但此“标签”与众不同，华丽而朴实，精致而有力，是一个贴在事物本质上的最美的词汇，它表明了一种色彩，一个季节，一种气度，一种深远的意境。它暗暗记录下了事物最重要的本质属性——绿，也记录下了最重要的外表特征——春，明显包含着一般人可以感受得到的诗意。与这样的地名相遇，是一种幸运之事，一种愉悦之旅，一种语言进修。

绿春其实就是中越、中老边境“绿三角”之中的一角。整个地理大背都是绿的，绿春县城坐享群山之中的一片高地，独享大山的绿波、绿树、绿风、绿韵。整个山梁子都被染得全绿了，而且年年月月都绿透了，处于绿的饱和状态。世界上再也没哪一座县城如些充满绿意了。

除了“绿”，还有“春”的存在。“春”也成为人们的日常词语，反复说，反复念。每次一出口，都会带来春天般的感受，似乎春天一直驻守在哈尼人的心田里。事实上，绿春的现实时光里的确存在着春景、春风、春声和春意。四周都是生机勃勃的森林，特别是城西原来有个大冲沟，现在建成了“民族风情园”，只要从这里往上走100米就是一个森林世界。一个小城与森林几乎是零距离，就源源不断地带来鸟语花香，带来清新的空气，带来山药、芨菜、绞股蓝、竹笋、野板栗、野梅、百合花、樱桃、杜鹃、山茶等等，不可胜数。这些野菜、山果和山花在绿春的街道上，轮番上阵，依次出现，美化了人们的餐桌和味蕾，更美化了小城的市场和人们的视觉，以致外地的旅人一进绿春，就犹如进入了春天的花园。如果在绿春小住几天，从窗子里吹进来的风，也带有绿意，不寒不冷，不闷不热，让人在神清气爽的同的，也会有少许的春慵，半醉半醒，暖洋洋的，想打个盹。绿春经常下雨，连绵不绝，朦朦胧胧的，落在街道上，沙沙作响，很悦耳。落在树枝上，好像是嫩叶或新芽在作声，听起来像一首曲子，也许就是这里的《春之声》诞生了。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鸟雀，羽毛非常漂亮，叫声有高音、中音，也有低音，带着山林和溪水的气息，时常跳动或飞翔在城中的树林里或阳台上，一点不怕人。这里的鸟儿也像人一样过着春天般的生活。

我一直梦想，如果能在这样的地方过个“春节”就名实相符。事实上，这里的“春节”就是哈尼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米索扎”，汉语称之为“十月年”。每年，哈尼人按照他们古老的历法，即每年农历九月为岁末，十月为岁首，因此，他们把十月里的某一日，作为新年的开始。在辞旧迎新之时，杀鸡宰鸭，备办酒席，共庆丰收，共同祈福。那一天，他们要把酒席搬到大街上，一桌连一桌，如同一条巨龙，有首有尾，一般长达数百米，有时甚至数公里。这其实就是哈尼人过年，与我们的春节何其相似。

2016年11月，我曾参加过当年的“十月年”，见识了哈尼人的“长街宴”，感到非常震惊，叹为观止。那一定是一个“世界奇迹”，3000多桌哈尼人精心烹制的酒席，摆在“一线城市”长达3公里的大街上，约2万多人参加了这样的“盛宴”。 

开餐前，绿春县城一条大街都是哈尼人的表演队伍。他们从各个村寨，从不同的方向，用攀登的脚步和姿态，共赴这个欢乐的高地。我们表演的节目，全是关于哈尼人迁徙、战争、定居、开山、引水、耙田、筑埂、插秧、收割、献祭、节日等等的艺术化再现，仅仅是他们手中的“道具”和身上的服装，就让我浮想联翩，完全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我看见，有常见的犁耙、锄头、镰刀、斧头、簸箕，还有他们特有的牛角号、棕扇、陀螺。最显眼的是他们手里的直笛、巴乌、野姜叶，这些实实在在的“道具”和乐器，闪现在他们的舞蹈和歌声里。哈尼族妇女们表演“舂糍粑”，紧握木杵，依次直捣木臼，伴随着“空通、空通”的声响。老人们唱起本民族民歌《哈巴卡》和《根古调》，悠远绵长、悲凉深沉。在最快乐的时候，总让人想起他们苦难的历史。小伙子们敲响铓锣大鼓，姑娘们跳起欢乐的“扭股舞”。节日里，姑娘们盛装出行，头上、新衣上缀满了闪闪发光的银泡、银链、银牌，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竹子编制的圆桌上的佳肴大多来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特别是将森木里随手可得的动植，比如蚂蚱、泥鳅、黄鳝、田螺、腊肉、山药、酸笋、木耳、白参、山花、香菌、豆豉等，做成五味俱全、五彩斑斓的佳肴。

开餐之后，街上全是狂吃、狂喝、狂聊、狂走、狂舞、狂唱的人，欢声笑语，人声鼎沸。有的人拿着一双筷子，端着酒杯，从“龙头”那桌开始，看见哪家的菜肴好吃，就夹来吃上一口，大有要把3公里“长街宴”走完的计划和气概。可是，每吃人家的一口菜，就要回敬人家一杯酒，几百米走出去，人就晕乎乎的，快醉倒了。有的人依然坚持走下去，吃下去，喝不了酒就唱歌跳舞，但也至多走了数百桌，距离“龙尾”还远呢。当时虽然正值冬日，满城却是阳光明媚，春意融融。

在这样的“高山”顶上，也是最适合讲故事或听故事的地方。那一天，我在绿春的一个朋友家，搬一个小凳子，让一位老爷爷坐下，为我讲历史，讲故事。老爷爷是哈尼人，对流传哈尼地区的故事很熟悉，特别是哈尼歌谣，他应该能唱几天几夜，也唱不完。他简直就是这个地区最让我崇敬和热爱的“活宝”。他看我对他所讲的故事有浓厚的兴趣，就不断地讲，滔滔不绝。我知道，每一个故事都可以解开一座山、一个村落、一条河、一片森林的奥秘。这样的故事历久弥新，越加有民族学和人类学价值，也更能滋养我的文学写作。我把当时所听到的许多故事都认认真真记在了采风笔记本上，再也不用担心它们会失传了，更不会流失在时间之河，即使我的采风笔记本丢失了，我也还有深深的记忆，更何况还有录音。它们会慢慢变成我的写作素材，变成我的文字。

其实，我最喜欢看老爷爷讲故事时的表情和神态，不紧不慢，虔诚而率真，似乎老了，又变年轻了；年轻了，又慢慢变老了。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他讲起故事来，很少喝水，即便茶水放在他面前，他也不屑一顾，就像茶水不存在似的。他只在唱完几段后，吸一袋烟，休息一会儿。我看到，老爷爷手中那根烟杆又细又长，黑亮黑亮的，像一件重要的“法宝”。他拿起它的时候，就专注地享受着香烟缭绕的幸福时光。

他放下“法宝”之后，就放眼眺望远处的山峦、林木和梯田，那都是他年轻时看护、开垦和耕作的地方，是他曾经流血淌汗的疆土，现在那里依然有灵性十足的峡谷、神秘的溪水和恐怖的森林，许多故事和歌谣就是从那些地方传到这个高地的，在这里年年吟唱和流传。

我却这样想，多年以前，应该是这些故事和歌谣从这里流向那些地方，像染布一样，在那里染上了另外的色彩，又回归这里。这样一来，这个高地的文化色彩就更加五彩斑斓，在岁月的积淀中厚度也逐渐变成了高度，成为绿春大地上一座无形的人文“高塔”。据几位文史专家透露，绿春是哈尼族聚居的地方，哈尼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8.2%，汉族在这里很少，不到2%，反而成了“少数民族”了。

街道上行走着的和做买卖的人，不论农民、工人还是机关干部，大多是哈尼族，说的是自己的母语，有的老年人甚至一句汉话也不会说。我们在这里都成了“话盲”，如果没有人翻译，就一句也听不懂。

这里的哈尼方言听起来有一种旋律，就像他们未唱开的民谣，或者说就是哈尼人民间音乐的“胚芽”。据语言学家调查，哈尼语有简单的元音，有松紧之分，有弹性，长短不一。还有变调现象，有的变调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有的纯属连读变音。一些地区从邻近汉语方言借入中升或高升调，用来拼读汉语去声借字。因此，哈尼人的口语本身就暗含着一种音乐性，不是为了演唱，却天生的如同演唱。哈尼人在一起说话时，我们几乎像听一支曲子，听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听出了他们的“词”与“曲”水乳交融，和谐一致。我总觉得这种鲜活的哈尼口语，来自山林与白雾、梯田与河流交融在一起的绿色大地，自然充满了自然之趣，听起来温柔、质朴、悠然，打动人心。 

过去，哈尼族没有文字和书籍，他们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都是在火塘边以故事和歌谣的形式，口口相传下来的。直到1957年，国家把哈尼族母语视为中华文化珍宝，一定要有一套文字符号记录下来。当时，国家组织了一批语言专家和哈尼族的文化学者，在深入哈尼族地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哈尼人制定出一套以拉丁字母为书写符号的哈尼文字。其发音就是以绿春县城西郊大寨村的哈尼语为标准的。因此，绿春成为全国哈尼族文字标准语音的正宗源头，只要来到绿春就可听到纯正的哈尼语。

那几天，我也一直在观察，在思考，我觉得一个人长时间生活在这个高高小城里，不知不觉中就会有了一种“向上”的意识，同时又为这个地方增添一种“高度”，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分一寸。

居住和工作在绿春县城的人，天天生活在山顶上，成为一群“高山头上的人”，长年都如同“登顶”一样，拥有“一览众山小”的乐趣、胸襟和气概。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块“工作高地”，其实也是站在精神的一个至高点上，勇敢地去面对一切。他们既可以通过纬度来感知事物的变化，又可以通过“高度”来认识事物。他们对于来自大自然的种种启示必然就有了独特的体验和理解。山，客观存在于此，万年不变，而绿春人却把县城建造于此地，不能依山而建，就把山顶削平，建成一个城，“山高人为峰”，恐怕是关于这座县城最好的注解。

当然，绿春人在这里也有“危机感〞。山顶只有一种形状，而且被削平了，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版画。但山的四周有无数的侧面，既给人们带来了极富纵深感的风景，也因为它们大多是一些未知的区域，看得见表面，而不知内部的秘密。因此，我不得不说，绿春也是一座“危城”，时刻要防止地质“滑坡”。因此，这里多了一个极其特殊的机构——绿春县城区滑坡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防滑办”。这恐怕是全国唯一的专门为了保护一座县城的领导机构。他们尽职尽责，重点监测着城内的26个滑坡点，做到时时有监测、预测和预警。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县城周围打下522棵抗滑桩，如同在汽车轮胎上套上了一圈防滑栓，把整座县城牢牢地绑缚起来，固定起来，让它不会滑动。522棵抗滑桩，每棵长约10几米至20多米，那么，抗滑桩的总长度就达1万多米，足可以绕县城一周。现在，如果有人站在城外，就能看到那些抗滑桩围在城边上，像长城一样，护卫着绿春县城。

晚上的时候，我漫步绿春街上，想象着脚下的土地是在高高的山梁之上，顿时有一种沉迷在高天之上的感觉，对街上的“灯绿酒绿”不仅不厌恶了，反而有一种亲近感，也许就因为它们出现在莽莽哀牢山与红河之间的一个山岭上，如同一条“天上的街市”。我欣喜地在绿春看到了大文豪郭沫若笔下的“仙境”——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

如果，那时的我，手里提着一盏灯笼，走在婉若“一线”城市的街道上，那么，我也许就会幻化成天仙一般的人，走在那缥缈的空中，去看“世上没有的珍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