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我已经比父亲还要高。我一米七，他一米五。我的母亲，离开已经十一年，我不知道她有多高。

我跟父亲，还有奶奶生活在父亲出生的村庄，靠奶奶煮南瓜粥，土豆泥或红薯裹腹（那时我的村子里没有奶粉），支撑摇摇晃晃的小身体，一天天站稳，迈开小脚掌，朝着父亲头顶的方向，像庄稼一样成长。自从身高超过父亲，所有人都说，我越来越像我的母亲。

奶奶总是拉下嘴脸说：不要提那个女人。

奶奶这句话，像被父亲刻进骨头去铭记。从此，他不仅没再提过那个女人，也没有提过别的女人。父亲像一头干瘪的老山羊，每天穿着那双辨别不出颜色的胶鞋，蹬着他沾满泥浆的金鸡牌自行车，在太阳光照进窗子前消失在家中。在父亲的车轮声和车后座挂着的两只黑色且粗糙的橡胶桶一起发出的声响消失大约2小时后，奶奶叫我起床上学。

我磨磨蹭蹭，在奶奶的不停催促里走向学校。

身高的原因，我永远被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座位。上课，提问，所有一切都与我拉开了十米距离。十米以外的课堂与我毫不相关，除了偶尔被压麻的手臂，或者教室窗户被风关闭的声音惊醒，我才会睁开惺忪的双眼，斜靠着另一只没有酸麻的手臂，盯着班里最高的女生李云花发呆。十二岁的她，脸颊绯红，昂首挺胸，牛铃一般大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不知道，我的母亲，那个我记不清的女人，是否也有这么犀利的目光。她是否经常用这样的目光看着父亲，直到父亲低下头，把一米五的身高压成一米四，也许更低。

在学校，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睡觉，学业一塌糊涂。在无数次老师让同学到我家通知家长，都以父亲不在家告终后，老师们认为我彻底无可救药。耳朵已经半聋的奶奶，却像一位兢兢业业的哨兵，准点把我赶出家门。

学习的意义何在？我不能从父亲从不言笑的脸上解读。他的脸盘，像他无法辨别颜色的胶鞋那么沉闷。他不关注我的学习，不关注我在学校的动向，好像他这辈子的使命，就是骑着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前往一个个建筑工地，往高矮大小不一的建筑上，浇灌水泥和砂石。

一个星期六，父亲破天荒呆在家里，他在修理他的自行车。两个车轮冲着天空旋转，像远处山顶的风车。我真想用手去抚摸，感受看不清轮胎纹路的车胎是什么手感。但是我不敢，我蹲在离父亲半米之外看着他。

父亲像理鸡肠子一样把破了的车内胎拉出，充气，放进一个装满水的肮脏的洗脚盆里。他时而转动车轮，时而拉扯车胎，直到找到那个会吹出气泡的破口。他用锉刀来回锉破口周边的胎皮，又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块颜色不匹配的胎皮，剪成大小适宜的椭圆形，用同样的方法将胎皮表面挫粗糙，再将胎皮上涂抹胶水。

父亲撅起嘴吹涂着胶水的轮胎破口，等胶水半干，便把两张挫过的胶皮紧紧粘附起来。我安静地看着一切，父亲没告诉我要领，也没有赶我走。等到那个补丁被父亲认为已经牢固，他再次将它放进水中，不再有气泡产生后，才把轮胎内剩余的气体放掉，塞进外胎里，又向轮胎充气。

我看着沉默的父亲熟练地操作，皲裂的手指与车胎摩擦发出“吱吱”声。加上车胎上原来大大小小的补丁，近十个补丁像一个骁勇作战的战士身上留下的伤疤。有一瞬间，我希望自己变成补丁中的一个，被父亲认真观察，用手抚摸。

父亲也希望我通过上学改变命运，他从不拖欠我的学费。但多次看到我的考试成绩后，只是变得更沉默。这沉默是妥协，也是庆幸。父亲认为我读不好书，就不会离开。奶奶说过，我的母亲读过书，所以才从河南来到云南。

至于她为何选择了父亲作为结婚对象，奶奶嘴里永远是夸赞自己的儿子老实，能吃苦。我不知道老实和能吃苦在婚姻里有多重分量？在一个读过书的女人眼里算不算优点？能不能压制人对欲望和梦想的追求？

显然，在一个读过书，稍有思想和见识的女人眼里，光有老实和能吃苦，对漫长的一生是苍白无力的。盘根复杂的人性，这世间的是非对错，难寻到一个让人人满意的裁判。

父亲会妥协和庆幸，大概也就来自对一个离他而去，读过书的女人的无奈。如果我学业平平，反而会稳稳留在他身边吧。因此，我上学变得无关紧要。

在学校，除了学习成绩，我也算个勤劳的人，这应该来源于父亲的基因和潜移默化的影响。班上搞卫生，高的，重的，全部是我承包。老师学生但凡需要，我都不计较统统应承。

班上的李云花更是随时发号施令，可是活一干完，她就瞪着我，像要用目光把我封尘起来一样。我懒得理她，多看几眼，无非是因为她高，想在她身上寻找一点母亲的蛛丝马迹。而她，也是要读好书远走高飞的人。

我像奶奶种的南瓜爬上墙头，受阳光雨水滋养疯狂长着个头，毛光水滑，愣头愣脑。我渴望有人与我交流，单纯他说我听，或者我说他听都可以；那个被我叫作母亲的女人跑来我梦里陪我说话也可以；那个我长相平平的父亲喝一台大酒对我嚷骂也可以。

但是，没有人跟我说话，就连李云花恶狠狠地瞪我时，“滚”这样粗暴简洁的话都懒得说。唯一跟我说话的是奶奶，我却像别人对我那样，丢给奶奶一张没有表情，沉默的脸。

别人都说，我越来越像我的母亲，只有奶奶说我像父。奶奶说：你们真像，真不愧是父子。